本帖最后由 世界公民 于 2015-9-18 08:21 编辑
雅典学院
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当下的状况: 第一,权力格局。当下党内斗争白热化,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其中新的权力者基本上控制了大部分局势,而旧的权力机构还有一些残余势力在反扑,这种反扑表现在:能把中国搞多乱就搞多乱,能害死多少人就害死多少人,目的是把这些灾难推给新的权力者。而新的权利者想以最快的速度抓捕旧的权力的核心成员,所谓的抢时间。
第二,群众的表现。大多数人对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不感兴趣,但是新的权利者以反腐败名义抓捕旧的权力核心人物,老百姓是很高兴的,因为旧的权力人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作恶多端,可以说达到了人类所能作恶的极点,就是这么抓捕,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觉得太慢了。另外,中国的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这是反腐或者不反腐都要经历的,过去的二十年耗尽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点,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势必雪上加霜,如果民众逐渐认识到,新的权力者的反腐并没有给民众生活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更加贫困,这势必将对新的权力势力产生反感。其实,如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经济危机未必一定要靠经济问题来解决,因为一个健康的、有道德的社会,完全可以坚持过一段苦日子来度过危机,问题是,中国的道德资源已经完全被旧的权力势力彻底破坏了,重建道德意识,势必要从政治体制着手,即,政治的公正,这似乎更加困难。许多经济学家完全用非道德的眼光来评判经济问题,以为经济就是挣钱,其它的都是次要的,我称这种经济学家为非人类,一个人类社会怎么能听从一个非人类来嚎叫。
第三,旧的权力机构的外围,即那些受益于旧的权力结构的那些人,这些人对新的权力者对旧的权力机构的破坏与对核心人物的抓捕说三道四,因为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妨碍了他们“闷声发大财”(所谓“闷声”就是非法)了,甚至恐慌自己的“闷声”发的财也不保,所以他们会一种阻力。 第四,在这种全力角逐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多数人是看客,因为中国历史乃至当今,从来就不缺少看客,这群人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也从不想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为了一口饭而已,他们今天听人家说反腐好,他们点头,明天听人家说反腐会影响经济发展,他们也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毫无改变现状的能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被那股海潮冲到哪个暗礁上。但他们绝不是一群毫无用处的势力,他们总是成为某一掌握权力的工具,成为某一权力核心达到某种目的手段,比如反日大游行的大部分人都是这种人。
可能的发展: 第一,权力势力的斗争可能产生的结局:新的权力势力表面上彻底打败了旧的势力(问题在于,无法斩草除根,因为他们盘根错杂,后代重生),于是新的权力势力开始筹划将自己的人员安排到各个重要的权力机构。于是,可能出现两个方向:其一,继续按照这个体制走下去,其结果是,当这个新的权力势力走下历史舞台时,必将被新新的权力势力所取代,甚至报复,因为以前被打压的旧的权力势力的后代必将集聚力量反扑,那么新的权力势力必将被新新的权力势力消灭。那么新的权力势力的最终结局必将是很悲惨的。其二,新的权力势力在权力稳固后,进行民主宪政改革,这样就消除了极权体制,那么就不会有在极权体制下被报复的可能性,于是不仅新的权力势力安全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消灭可以让人用公权力进行私仇报复的体制,这就是消灭极权体制),整个国家也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为了能够顺利地走向这个道路,必须放开言论,启蒙大众,让更多的民主理念走进大众的头脑中。
第二,是否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取决于几个因素:其一,被启蒙的大众越来越多,这是基础,当中国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渴望宪政民主了,那么基础也就建立起来了。其二,最好体制内有推进民主宪政的改革派,这是最理想的设想,其实也是体制内反腐派自保的必由之路,这个道路一举两得,一方面自保了,另一方面又成为划时代的人物。其三,体制外的灵魂人物,在中国这种人物始终没有出现,原因是:大众对这种人物并不关心,我们有过林昭,可是却没有当代的林昭,现代人大多数喜欢投机,所谓明哲保身,没有坚定的信仰,即使有也没有被大众所知,或者不被大众认可,这取决于大众的启蒙不够,比如有几个人知道高职圣(音同自不同,真名可能会发布出去)和李旺洋(音同不同字。李的名言是:宁愿掉头,也不低头。)呢?没有为信念而生活的人,就不会有一个核心的领袖,靠投机是不会站起来的。
总之历史给了中国人又一次机会,给中国人的第一次机会是一九四九年,第二次机会是一九八九年,这是第三次机会,如果再不转型,中国未来的灾难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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