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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3 07: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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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对于十四行诗体的尝试
作者:黎志敏
中国新诗产生于本世纪初在我国出现的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不少新诗诗人为了寻找适合于新诗发展的形式,而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尝试。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十四行诗体(sonnet)进入到他们的视野。
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后来流传到英法,并在形式上产生了少许变化。例如,意大利十四诗体的韵式为:abba,abba,cde,cde;而英式为: abab,cdcd,efef,gg;产生这一差异的客观原因是英语里押韵的字词比意大利语少。尽管西方不同模式的十四行诗体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少许变化,但是,它们的形式在一旦形成之后,则十分稳定。它们都在音节、音步、音韵、主题发展模式上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动。西方不符合固定形式的十四行诗作品很少。
中文十四行诗的第一次创作热潮由闻一多发起,继而有徐志摩,梁宗岱等著名的新诗倡导者在《新月》、《诗刊》上鼓吹十四行诗。在他们的带领下,《现代》、《文艺杂志》、《文学》、《青年界》、《申报,自由谈》及《晨报,文艺周刊》等一批当时有巨大影响的报刊杂志都开始发表中文十四行诗,从而在三十年代形成了一种相当声势的用中文创作十四行诗的局面。
这一阶段中文十四行诗创作最明显的特征是“尝试”。尝试者们刻意模仿意式或者英式十四行诗体,追求形式的工整。孙大雨的作品就因为格律严谨而得到大家的公认和赞许。
冯至于194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文十四行诗集《十四行集》,这标志着中文十四行诗的创作进入第二阶段。由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许多诗人在仅仅尝试写作了两、三首中文十四行诗之后就放弃了这一体裁,因此,这一时期中文十四行诗的创作在声势、规模上大不如前。只有为数不多的诗人,如冯至、卞之琳等坚持写作十四行诗,并且写出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此期间,很多诗人开始突破西方十四行诗体的严格形式。不同诗人的十四行诗有相当大的差别,每个诗人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模式。这种创作特征反映了中国新诗和西方十四行诗体的磨合过程。在意大利十四行诗体进入英国的初期,英国十四行诗的创作也是这种状况。
然而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原因,这种相同的磨合过程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四十年代末,中文十四行诗的创作逐渐沉寂下来。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思想文化一哄而入之时,翻涌沸腾的中国新诗诗坛才重新将中文十四行诗挟裹着带到读者面前。1980年1月,《诗刊》发表林子的十四行组诗,随即,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推出了几部十四行诗集,如唐湜的《海陵王》、《幻美之旅》,林子的《给他》,屠岸的《屠岸十四行诗》等等。这时,有些诗人已经完全摈弃了十四行诗体的严格形式,例如,有的诗行只包含3个字(如叶延滨的“寂寞的日子”),有的则长达22个字(如雁翼的“给秦岭”)。这是中国新诗和西方十四行诗体磨合的结果,反映了十四行诗体在中国和在英国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比较自由的形式之下,十四行诗的作品异常丰富,例如,唐湜就写出了一千多首十四行诗。而世界上公认的十四行诗大师、英式十四行诗的创始人莎士比亚穷其一生才留下154首十四行诗。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中文十四行诗在各种媒体上十分少见。中文十四行诗集也只能在图书馆找到。
目前,十四行诗体被引进中国新诗的创作已经有了七十多个年头,经历了一个“引进——磨合——结果”的完整过程,对其进行总结性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些年来,进行过中文十四行诗尝试性创作的诗人不少,但是,长期从事中文十四行诗创作、并得到社会承认的诗人不多。这些诗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是以孙大雨、屠岸为代表的“严谨派”;另一派是以林子、唐湜为代表的“自由派”。严谨派在早期占主导地位,自由派则在后期崛起。
一种文学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入另一个国家,总要经历一个引进——磨合——结果的“本土化”过程。所谓本土化过程,即指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适应、改变过程。例如,意大利十四行诗在传入英法后,为了适应英法两国的语言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产生了英式、法式十四行诗,这就是一种本土化过程。西方十四行诗体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在创作上体现为中文十四行诗从严谨派走向自由派,从意式、英式的“摹本”走向中国诗人的“自由体”。可见,自由派的十四行诗作品是西方十四行诗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是对中文十四行诗的创作活动进行评价的根本依据。
十四行诗体在西方是一种十分严格、相对稳定的形式。它是在历史之中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1、有固定音节;2、有固定音步;3、有固定的韵式;4、有固定的主题发展模式,即闻一多所说的起、承、转、合。然而,自由派却“完全不按照格律办事”(钱光培,1988),他们的作品背弃了以上四点基本特征,所剩下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十四行”(十四个横向排列的诗行) 。然而,“十四行”并非十四行诗(sonnet)的本质特征。“sonnet”最初的意思是“little song”(短小的歌),表明其适合于爱情、友谊之类的抒情性主题。“sonnet”一般为十四行,是其固定韵式使然。将“sonnet”译为“十四行诗”并不是说其本质的特征是“十四行”。“十四行”只是依附于“固定韵式”而存在。既然自由派作品并无固定韵式,“十四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人硬将自己的诗歌凑成十四行,有时难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将该写的又割爱了。可见,中文“十四行”诗体反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并非十四行诗本质的“十四行”在自由派作品中的权威地位,反映了一些 人(包括诗人和读者)对于西方的迷信。“十四行”对于这些人就是西方,代表先进,就是美。因此,“十四行”在这里不是作为诗歌形式的存在,而是行使了一种“标签”的功能。
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长期落后于西方,使得许多人养成了迷信西方的定势,认为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应该无条件地向西方学习。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其实并不意味着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落后。事实上,中国在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远远比西方优越。中国抒情诗歌就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
自由派诗人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不能归功于十四行诗体。中国的诗歌传统长于抒情,西方的诗歌传统长于叙事。适宜于抒情的十四行诗体在西方诗歌之中独树一帜,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令人瞩目的地位。但是,在中国抒情诗歌传统的背景下,十四行诗体难免相形见绌,并最终在本土化的过程之中被彻底融化、消解得无影无踪。因此,西方十四行诗体对自由派诗人的创作并没有作出贡献。自由派的丰硕成果,是中国抒情诗歌传统在新时期的继续发扬光大。
严谨派在创作上模仿“意式”或者“英式”十四行诗,他们的不少优秀作品具备十四行诗体的四个基本特征。由于语言本身的差异,严谨派将西方十四行诗体作了少许改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他们将适合于西方语言的“音步”改为适合于中文的“音顿”。这些变化是语言的不可克服的因素造成的,因而是必要的,是正常的“本土化”的产物。
严谨派十四行诗的创作相当成功。但是,因为新诗是在反对我国传统诗歌形式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严谨派十四行诗讲究音节、音步、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是比八股文还要八股文的东西,所以,严谨派十四行诗作品不应该划归新诗范畴,而应该和五言、七言等传统诗歌形式一道,划归“古体诗”的范畴。新诗如果能够接受西方的十四行诗体,那么,她就根本没有必要反对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新诗如果提倡西方的十四行诗体,那么,她还不如提倡中国的传统诗体 ——中国的传统诗体是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比十四行诗体更适合于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新诗存在的前提就是反对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她自然不能接受西方十四行诗体。至于中国新诗反对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得与失,不属于本篇文章的内容。
一方面严谨派的十四行诗作品与新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十四行诗作品其实没有十四行诗的基本特征。这七十多年来借用西方十四行诗体,尝试建构一种新诗形式的结果出乎意料。
其实,新诗是否需要固定的形式,也是一个值得再讨论的问题。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反对“内容”与“形式”这一种分类方法,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诗人作诗,只能任凭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由发展,形成一首没有定势约束的诗篇。看来,且不说当前尚无一种固定的新诗形式,即使将来真的有了,也会因为它对诗人的约束,而最终被诗人所抛弃。
历史上任何一种诗歌形式,都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实践、反复取舍而最终确立的,并非人力勉强所能为之。这大约是闻一多、徐志摩等新诗导师仅仅留下三、两首中文十四行诗的原因。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生活节奏飞快,人民追求自由,束缚思维的任何形式恐怕都难以受到欢迎。
然而,也不能因此而肆意贬低、或者强行压抑业已存在的诗歌形式的创作。它们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有些从事某种诗歌研究的诗人学者,会形成对他所研究的诗歌形式的偏爱。他们采用那种诗体作诗,互赠或者发表,其实很有情致。从而在客观上也能使得那种诗体“作为一条涓涓的细流,不断向前流去。”(屠岸,1987)
但是,如果有人尝试推广那种诗体,则容易无功而返。
小结:中国新诗对于西方十四行诗体的尝试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历程。在此过程之中产生了不少中文十四行诗的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由派”的作品和“严谨派”的作品。在自由派的作品之中,十四行诗体被融化、消解。在严谨派诗歌之中,十四行诗体得以较好的“本土化”,并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下去。
参考书目:
1. 钱光培选编,《中国十四行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2. 朱光潜著,《诗论》,三联书店,1998
3. 《诗刊》杂志,1980-1999
4. 林子著,《给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 屠岸著,《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1986
来源http://hi.baidu.com/guerrillero/ ... c428d8a3cc2be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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