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差

孙良鑫

1971年 三月的天乍暖还寒。我独自一人从山川下了火车，出站时向一位铁路工作人员询问了去五里沟的方向，便吹着运动员进行曲的口哨大步向五里沟尽头的果脯厂进发。

    现在，学校里正在搞教育革命，我又是临淄五中微生物试验室的学生负责人，最近学校承担了向地方推广“ 九二零”“五四零六”的支农任务。这不，就在昨天晚上金东大队的社员大会上，当我刚讲完《关于利用“九二零”等生物制剂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报告，就有不少的社员轮番提问。他们那种学习科学种田的热情劲儿深深的感动了我。我今天是来购买菌种的。借来的帆布军绿色挎包虽然退了色但绣上去的“为人民服务”和那颗红五星却非常醒目。我背着它，自我感觉挺神气的。仔细想了想，八张大团结和一张介绍信还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就是那块手表，是个累赘，这是又高又胖的孙书记的手表，只因我太瘦，根本戴不住。只好套在胳膊肘以上免得丢失。

    五里沟是条街道名。这条街还没有我们大武村南北街的一半宽。冒烟儿的车一辆也没看见，只有几辆擦肩而过的自行车。行人也少的蹊跷。墙上那些新旧不一的标语使我感到不太寂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等等。黑体字、变型的宋体字、草书；涂在墙上的，贴在墙上的，整体看上去混乱不整。我走着看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果脯厂。

这里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的白帽子；白套袖和白围裙，显得干净利落。她们正在麻利地翻动着晾晒在一领领苇箔上的果脯半成品。

财务室里，一位姓陈的女同志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了看，朝我笑着问：“你是学生吧？王老师呢？”“可能有别的事吧！要不学校领导还能叫我一个学生来吗？”“你先坐下喝点水吧！管菌种的出去了，要等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才能回来。”我一下张大了嘴巴，瞪着两眼说：“三点？我回不去呀！怕赶不上末班车！”“看把你急的，既来之则安之嘛！再说你们应该先打个电话就好了。这么办，下午你要三点以前来等他，取了货我骑自行车把你送到车站。就是紧了些，耽误不了。”只好如此了。我坐下喝完了一杯水便告辞来到街上。无精打采的走了好几条街。终于在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处规模不大口气不小的“大众饭店”。

我走到里边一看，挺干净的。服务态度也不错，给人的印象挺好。还有点宾至如归的感觉。墙上的毛主席像也在慈祥的向大家微笑。当我站进买饭的队伍中时，这才想起自己没有带粮票。我信心不足的跟着别人往前挪动。轮到我了。服务员问：“你买啥？”我底气不足的说：“我买啥都行，就是忘了带粮票。你可以多收钱，行吗？”“没有粮票不行！一边去！下一个！”服务员的语速快而坚定。就这样，我被驱逐出了买饭的队伍。看着人家分别享用着长长的面条、扁扁的火烧和圆圆的馒头，更多的是大口吃着香喷喷的饺子。我嘴里的唾沫不听话的直往下咽。胃里的咕噜声提醒我不要灰心，要再争取一下，也许会有希望。我就不信手里攥着钞票还能饿肚皮！于是，我对在场的人大声说：“我是临淄五中的学生，第一次出差到了这里。不想忘了带粮票。哪位同志愿意卖给我一斤或者半斤都行。我可以多出钱。”没人吭声。又问一遍。安静了片刻，一位工人模样的人开口了：“我们都是按定量，下月头接着上月吃，没有多余的。再说你多给钱人家也不敢卖，没有价格呀。”旁边有人在点头表示赞同。我来到一位留大辫子看上去心慈面善的姑娘跟前，试探着问：“同志！你有多余的粮票吗？。”对方一下涨红了脸，连连摇头，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俺的粮票也不多。”我想，这点儿困难吓不倒革命派。我回头商量送水饺的服务员：“你这位同志能送我两碗饺子汤喝吗？我想先把肚子灌满再说。”一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就此打破了由我造成的沉闷。还是服务员同志有阶级感情，端出了两大碗。我喝了一肚子热汤，感觉不太饿了。可是，下水道涨满，要去厕所。我把碗一推，快步来到街上的公厕。刚要抬腿进去，“邦邦邦！邦邦邦！”啊！豆腐！豆腐！不要粮票的豆腐！我闻声望去：在街口有一辆豆腐车子，旁边有位老大爷在敲着梆子。我跑了几步，不行，我憋得难受，应该先解决排泄问题，又怕卖豆腐的走了或者卖光了、我还是要饿肚皮。罢！先憋一会儿！还是先吃饭更要紧！我急忙跑到大爷跟前指着他的豆腐说：“来几斤热豆腐！有辣椒酱或者韭花酱吗？我要搓一顿。”大爷说：“几点了？还热豆腐呢，凉的，凉的也不多了！辣椒酱、韭花酱管你个够。”我说：“凉的也不嫌，你称称这块有多少。我全包了。”他称了称豆腐说：“二斤半稍高点，算二斤半。五毛钱的。”我狼吞虎咽的大口吃着，嘴里不时发出“呼——呼——”的吹气声。确实也太辣了。大爷和我开玩笑说：“小伙！慢慢吃，别急。没人和你抢。吃完啦，我不要豆腐钱了，你把我的辣椒酱都吃光了，还我辣椒酱钱就行。”我一边擦着满头的大汗。像老虎刚吃了猎物那样，舔了舔满嘴唇的红辣椒，嘴里还吹着风答道：“行！行！你的辣椒酱辣得我肚子疼，你先和我去医院看好肚子疼，好了，豆腐、辣椒酱一个子儿也不少，一块算。”说着，两人哈哈大笑。那么点豆腐我很快就一扫而光。摸出套在胳膊肘上的手表一看，啊！都两点半多了！我付了钱，像有条哦狗追着跑进了厕所。

我无比轻松后，飞也似的跑到果脯厂财务室。小陈瞅着我“嗝嗝”直笑，就连拿着钢笔的手不经意甩出了墨水也不知道。我看着她的样子莫名其妙的说：“有啥好笑的，瞧你那个样，你有病啊！”小陈指着墙上的镜子笑着说：“你看看是谁有病？”我站在镜子跟前一瞧，嘿！我成了个红嘴巴儿了。我办完手续，带好了装着菌种的玻璃试管。小陈说话算数，用自行车把我送到了车站。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当天晚上回到了学校。在校门口，孙书记和班主任焦急的等待着我，当我把手表还给他，把装有菌种的玻璃试管放好，再把白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后，孙书记惭愧又自责的说：“是我的过错。竟然忘记让你带粮票。走！快去吃饭。我让伙房的李师傅给你留在锅里了。出差的账明天再算。”我说：“我真的很高兴你给了我一个锻炼和考验自己的好机会。”

在宿舍里，我一边吃着用自己的饭票打来的稀饭和窝窝头，啃着咸菜，一边和围拢上来的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着白天发生的事，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疯子

把一段寒心的历史写出了笑料，真有你的。赞。

张玉国

真是挺心酸的，计划经济时代，没粮票买不上饭，光有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