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上，有师相伴

阿发若水

              求学路上，有师相伴

       不知不觉间，为人师已二十余载。语文教学之余，又喜弄点文字。回想起自己的漫漫求学路，总有几个影子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出来，那么模糊，又那么清晰。

       小学毕业那年，一个年轻英俊的帅小伙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是高中毕业回村做代理教师的，因为年龄差距小，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成了典型的孩子王。尽管还是离不开字词句段篇那一套，但语文课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外却多出了一些欢声笑语，让我们留恋。至今还记得他课上讲评作业，“天险”被同学错解为“天上很危险”，让我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毕业复习时，一份又一份凝聚着他心血的刻板油印复习资料，让我们如获至宝，如饥似渴。他叫赵干明，送走我们后就穿上了军装，在部队干得非常出色。时过境迁，或许他已不记得当年做代理教师的经历，但他占据过我们年少的心灵。

       踏进宗王联中，我接触到了更多风格迥异的老师。课本内容的丰富，让我们对老师有了更多的期待。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教过我两年语文的马昌义老师。开学第一篇课文《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马老师声情并茂的范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普通话水平有限，我们却争相模仿。记得讲《听潮》那篇课文时，有听课的老师，他似乎挺紧张的，坐在前排的我清晰地看到了他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拿着粉笔的手也微微颤抖，让我在下面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他为人谦和，很少对我们动肝火，对我似乎还有一些偏爱。我也没觉得自己作文写得怎么样，作文本上的波浪线却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且不时享受当众朗读的范文待遇。渐渐地，作文对我来说成为一份期待。我对语文的偏好大概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形成的。对老师来说，可能是无意的；而对我来说，却是影响深远的。

      还要提到高大魁伟的数学老师荆延堂，虽然数学是我的弱科，但那不是他的错。他是北京知青上山下乡扎根下来的，高度近视镜片后面是一双大眼，眼球往外凸着，让我总担心如果没有镜片挡着眼珠随时会滚出来。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如洪钟。他是当时唯一能用标准普通话喊出我名字的老师，因为我的名字按标准音读有点别扭，第一字是阳平，后两字都是上声，上上相连要变调，颇有技术难度。他的平面几何很棒，可惜我没能受到熏陶。一次随堂测验，题目是“证明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这本是几何入门级的题目，我却抓耳挠腮，不得其门。无奈之下竟想到看书作弊。做贼心虚，就在我哆哆嗦嗦打开课本之际，他锐利的眼光便探照灯一般扫射过来。当着全班一声断喝，让我一个激灵猛醒过来，面红耳赤，也让我真真体味到了什么叫“振聋发聩”。从此再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考入淄博师范，《文选》课本是我的最爱，文选老师刚刚毕业走上讲坛，却有着我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迂腐。一脸郑重，不苟言笑，走上讲台，便是缓慢而罕见的90度鞠躬，讲个笑话累得我们都受不了。我们背后称他“张老夫子”，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堪称经典。一将名字写在黑板上，便用了缓慢而抑扬顿挫的声调道：我叫张祖利，大家可以叫我张老师，也可以叫我利老师，但不要叫我祖老师。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张老师挺关照我的，向我推荐过当时流行的“五角丛书”，其中《道德箴言录》让我获益匪浅。

      《写作》课很少有人感兴趣，但对我而言，写作却成为一种乐趣。写作老师杨银之，没有因为我是小个子就把我忽略了，通过一篇《我最得意的一篇作文》的命题作文，发现了我这个“人才”，并本着人尽其才的想法，将我扶上了慧星文学社社长的宝座，晃晃悠悠就是两年。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办讲座，出报纸，搞朗诵，登泰山，周末相约到他家里打牙祭，大雪之后进行堆雪人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他还牺牲了暑假休息，带领我们20余名社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骑车千里淄博游”活动，让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开阔了视野。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快乐，增长了自信，丰富了人生。

       我常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幸福是一种追求的过程而非终极目标的实现。求学路上，有师相伴，幸福无限。在我心中，这份幸福超越成功。如今，教着一茬又一茬学生，我也渴望自己能在学生的幸福甚至成功上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