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一个古老的县城,带给我的是久远的记忆。 爷爷,一位传奇的老人,留给我的是绵长的思念。 在岁月铭心刻骨的烙印里,爷爷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印证了历史的痕迹。爷爷的履历似乎很简单:四十年代初期参加武工队,一九四七年光荣入党,一九四八年随县大队配合华东野战军解放桓台城(简称桓城,即今新城);嗣后响应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破四旧立四新”等运动;一九四八年起任西贾庄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一九四九年任村党支部书记直至一九八二年。期间的文革岁月,在“造反有理”的语录的指引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革命小将们一浪接一浪地高呼着“打到于书记,换上赵书记”的口号,慷慨激昂,波涛汹涌,大有举起“铁扫帚”对村党支部来一次“大扫除”的气势。“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在那样的情势下,爷爷曾经被迫很长一段时间躲藏到我奶奶的娘家堂弟家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爷爷复出领导村里开展生产,创办副业,投资基础设施,兴修学校水利,村里的经济一度发展很快,思想惊人的统一,爷爷自此功高威重、声望素著。在党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总标准的背景下,一九八二年,爷爷自知文化水平不高,恐怕耽误了村里的发展,给年轻人让出了位置,毅然激流勇退。爷爷去世后,村党支部在悼词中这样描述,我的爷爷“为西贾村的革命、稳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还算是比较中肯的。 在父辈平实无华的话语中,爷爷那让现代人不解的做法镌刻着时代的印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村里几乎每年都有推荐上大学或者就业当工人的名额,这自然是年轻一代人人企盼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将永久地走出狭长的一亩三分地,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走向令人羡慕的城市,到机关或者工厂上班,彻底改变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爷爷就是当年“手握大权”的村支书。但我父辈兄弟姊妹六个,始终没有一个被推荐上大学或者就业无一例外地全部务农。我父亲退伍后还是自己托战友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我大姑说:你爷爷人啊就那样。公社里来的干部都看不下去了,对爷爷说:你家老三高中毕业了,这次让他去吧?爷爷仍旧是那句老话:“家里还过得去,我的孩子等下次再说吧”。然而,这个“下次”却永远地成为过去式。对待村里每一户家庭,爷爷总是一副古道热肠。兄弟几个因为分家吵吵、父子由于赡养问题有分歧、夫妻闹离婚、婆媳有矛盾、地邻打起架来,只要爷爷听说立即板着脸到场,一家人吓得心里直发毛,挺有意思的是,有理的一方反倒替没理的一方说好话,没理的那方顷刻就如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下去,随便给个台阶便下,最后还得唯唯诺诺地狠挨一顿尅。他们都知道爷爷的脾气。那时,不管谁家出现问题,都去找我爷爷,在他们的心目中,我爷爷就是正义的象征和化身。记得很多时候,爷爷就是吃着饭,也总是立马放下碗筷风风火火出门,一边走一边发着火:小兔崽子想翻天啊,忘了你娘是怎么把你拉扯起来的! 在村民深刻清晰的记忆里,爷爷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信念铸就了西贾村的发展。爷爷在任时,在村北建起了一个很大的粮库,村里人自此不用深一脚浅一脚从泥土路上拉车到几公里外的新城交公粮。几岁的时候,我经常趴在地排车高高的粮食堆上,跟着父亲、叔叔去交公粮。那时的我经常问:咱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干啥要交出去啊?旁边一位老人听到说:皇粮国税,自古有之,几千年喽!如今,地排车似乎已经绝迹,“公粮”也成了一个历史的词汇。当年,“剃头刀”是我们村的特产,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据说还远销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至今,我仍记得桓城大集上老剃头匠在牛皮带上来回打磨剃头刀和娴熟地给客人理发的情景。“开暖房”当时也是我们村的一大产业。村民们到十里八乡的村里收购新鲜的鸡蛋,收购前要问问人家有没有公鸡,若没有,这样的鸡蛋孵不出小鸡来,当然是不能收的。回来后放在暖房里,盖上厚厚的棉被,每天都要盯着温湿度计。经过二十一天左右,小鸡啄破蛋壳,惊奇地探出脑袋,环视着陌生的世界。人们一拨拨地骑自行车载着椭圆型的长篓子到张店、周村、高青等地赊小鸡,秋后成活了才能收钱,想来真是“秋后算账”了。起先,我们村是没有学校的,“破四旧”时,村里的庙宇被拆除,爷爷主持在原址兴建了西贾小学、西贾联中。我想,这或许是爷爷对父老乡亲最大的贡献了。可惜当年我在村里的小学读到四年级时就转学走了。如今,粮库、剃头刀、暖房、学校,一样一样地都找不到了,寻寻觅觅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踪迹。 在邻居羡慕嫉妒的目光里,爷爷和奶奶携手走过了六十四个春秋冬夏。爷爷娶奶奶那年,爷爷十三岁,奶奶十七岁。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我妻子的记忆中,爷爷奶奶的爱情堪称经典。那年春天我们回新城老家,路上恰巧碰上爷爷和奶奶。已逾八旬的奶奶信教,吃力地骑着倒三轮车去教堂聚会。爷爷在前面骑着自行车,车后拴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三轮车的车把中间。于是,两位垂垂暮年的老人一前一后,配合默契地努力向前行驶着。他们与路边的溪流、花草、树木、庄稼以及远处的小村融为一体,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妻子的双眸中流露出无限的惊叹。在奶奶常年的抱怨和唠叨声中,爷爷嗜好烟酒已定格为一道风景。每天下午放学,我总能看到爷爷在夕阳里安详地坐着板凳,眼前的一碟腌花生、咸萝卜、炸豆虫或者香菜拌青椒,都是极好的下酒菜。有时一杯喝完,爷爷觉得还不过瘾,就趁奶奶不注意,小心翼翼地摸出奶奶刚刚藏好的酒瓶疾速倒上半杯。奶奶一转身满脸疑惑:喝了半天怎不见少?爷爷则一脸的兴奋:快喝完了,快喝完了!我对爷爷抽烟的记忆同样深刻。爷爷抽的烟都是最便宜的,早些时候抽旱烟袋,条件好了换成九分钱一包的“勤俭”,再后来是壹角五分的“金鱼”、“珍珠鱼”。九十年代我到烟草公司上班,有条件买几条好烟孝敬孝敬爷爷了,爷爷却拿去与村里的商店按价值兑换成数量更多的便宜烟,并再三叮嘱我今后不要买那么贵的烟,十块钱一条的就行。可是,二零零一年夏天因为一场病,爷爷对烟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在长孙记忆犹新的小河畔,爷爷对我过多的疼爱似乎是在弥补过去。或许是爷爷觉得对我父辈心存歉疚,或许因为我是爷爷长孙的缘故吧,爷爷对我格外疼爱。窝窝头填不饱肚子的年月,爷爷把他的那份掰下一大块悄悄塞到我手里;羡慕“三好学生”能够得到学校奖励到新城看电影的时候,爷爷带着我去影院过瘾;高考失利,爷爷再三劝导我“邓小平那么大的官还三起三落呢”;工作后走上管理岗位,爷爷更是语重心长: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轻易作结论啊……就连《于氏族谱》,爷爷也嘱咐父亲传给了我。常常记得早些年我和妻子周末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坐公交车回老家的时候,下了车却惊奇地发现爷爷骑着三轮车翘首而盼地等在公交站边。我们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啊?我傻傻地问道:爷爷,有客人来吗?爷爷就笑笑:哪有客人,我来接你们啊。我大惑不解:爷爷您会算卦啊?爷爷笑而不语。回到家,母亲怨道,你们平时不说周末是否回来,你爷爷每周三就开始问,每周六和周日都执意骑三轮车去路口等着接你们。你爷爷常常念叨,这里才是家啊!我的眼泪哗的流下来了,从此我们一家三口每周六都要回家。岁月匆匆,回忆往事,这些年来很多的记忆缘于时间的消磨和沉淀大都随风而逝,对爷爷的怀念却一直铭刻在我心灵深处,让我牵肠挂肚,永远不能忘怀。这篇短文写到这里,我脑海中突然迸出了李商隐《锦瑟》中的诗句: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 我其实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爷爷的文章,可是因为懒惰的缘故迟迟没有动笔。爷爷走后,我们把爷爷深深地埋葬在他为之战斗和奋斗过的古城新城,位于西贾村西的于氏祖茔。尔今,爷爷已经作古,我凌乱地记下如是之简短的文字,算作是对爷爷的回忆,也算是长孙对爷爷盖棺定论吧。 愿九泉之下的爷爷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