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河之畔 于 2016-7-27 16:41 编辑
事关“洪亮 ” 李玉国 于洪亮先生《遍地流霞》付梓在即，我不由也松了口气，承蒙先生信任，此书编校我皆参与其中。书稿编选完毕，先生对我说：“依我看，序言就由你来写吧！”这句话，却使我惴惴不安。序者，非名即贵，我何德何能，敢妄自称大？先生倒也爽快：“咱们交往也有年了，彼此也都有深入了解，且你从头到尾参与此事，你写自有你熟稔的长处。”虽如此说，我还是再三劝其另觅名家作序。 如今，著名作家周蓬桦为之作序，对先生的心路历程、创作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和论述，这既是二人交往的见证，也是同道之间惺惺相惜的应有之义。如此乃敢紧随周蓬桦大文之后，说说先生其人其文。 一、天下谁人不识君 首先解释一下，我用“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理由，免得一向有相轻传统的文人认为我夸大其词。 妻子前几年开了一家洗车店，周末我就在帮忙。一次先生从淄博晚报社给我捎回了“苦日子，甜日子——改革开放30年征文”的获奖证书和奖品，聊了几句后就打道回府了，先生刚走一分钟不到，就来了一位洗车者，他发现了桌上的证书和报纸后说：“你爱好写作吗？”我说：“有空就瞎写点。”他拿起报纸看了会儿说：“于洪亮也获奖了。”我说：“这就是他给我捎回来的，他前脚走你后脚来的。你认识他？”“不认识，但知道这个人，也读过他的书。”言谈之间，他颇有悔意没早来，要不认识一下于洪亮也好啊！ 我店前的路上施工，一次先生来找我，恰巧建设单位的人员在我店里休息，虽说不一个系统，但还是有不少人认识他。按说为官一任，认识他的人多也不足为奇。但想不到的是正在施工的一位民工竟也认识他，知道他出的不少书。末了这位民工跟我说了句：“谁不知道临淄有个于洪亮。”临淄区的笔杆子中做到雅俗共赏如于洪亮者恐怕绝无仅有。鉴于此，我才从唐人的诗中采撷出“天下谁人不识君”作为题目。 曾有文友归纳先生的特点：“在临淄区文学界，于洪亮是最厉害的。因为，做过文化局长的有很多，但是创作数量比得上他的没有，文友中创作数量比他多的虽说也有，但却没有当过文化局长。”不过，我想，先生的文学成绩大概是不必用文化局长来诠释或者说来提高的。因为作家要靠作品说话，而非职务、职称、会员之类外在的东西。而且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来佐证我的想法：如果他的创作是靠“文化局长”来提升的话，那么离岗之时便是他搁笔之日。事实恰恰相反，离岗后先生却创作颇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离岗或许是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何尝不是他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说起我与先生的交往，纯属偶然，绝对文字之交。虽说2000年后，年年在全区文化创作大会上我都能获奖，但我却与先生没有任何现实的交往，直到2006年他的《回望》出版后，心有所感，我就写了一篇评论。在文化局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先给他看一下还是直接投给报社，要知道他是局长，我是社会底层之人。相差岂止万里？最后想，反正已经来到文化局了，索性就给他看一下吧！于是乎硬着头皮进了他的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写的评论赞赏不已，连连说我读得很细，深得其主旨。那天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很长时间，自此我们才有了交往。先生以后再出文集时，都叫我参与文集的整理校对。 2009年先生率领骆永河、范明丽和我参与了《新风之路》的撰写，书稿成型后，新风公司恰好要到北京出席国际制冷展，我们四人也一起随队参观采访，在路上先生得知我还是第一次到北京时，就建议会后到天安门参观，随行的另一位合作者却提出异议，认为不如到我们都没去过的地方玩。没想到先生生气的说：“李玉国是第一次来北京，不到天安门、故宫算怎么回事，这次出来我说了算——那就是一切都为他考虑。”这位合作者偷偷地对我说：“我们这次创作任务，于局一切都为你考虑，一切以你为中心，于局对你这么好，让我嫉妒死了。”她的这一“嫉妒”，使我想起了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先生说的：“李玉国是我交的最好的朋友……”引起一片“讨伐”声：难道我们不是你的好朋友？好在先生反应敏捷，立马更正道：“是我离岗后交得最好的朋友。”这才平息了“众怒”。 作为作家，就应该脚踏实地的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达官贵人也罢、谦谦君子也好、引车卖浆者也好，都应该进入他的视野，否则他的文学之旅必定不会接地气，也就达不到登堂入室的境界。鲁迅有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想：真的作家也必定勇于结交三教九流，要不然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为什么会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惟其平等意识，才使之成就佳作。我从自己与先生交往的过程中就很有体会，毕竟我与先生之间有不小的距离，从家庭、从工作、从级别、从年龄，从世俗中的任何一方面我都不可能跟他有深交，事实上相反，倒是过从甚密。或许先生骨子里就是一名作家而非局长，虽然他在局长任上是那么得称职。但先生的正直、善良、悟性还有他经历的苦难都决定了他更是一位好作家。 二、要饭、家族的事及其它 大凡人生“走麦城”等失意之事，一般人都是三缄其口，不愿提及。这也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不愿触及的往事，但先生却与众不同，对自己要过饭的事毫不讳言，多次提及，丝毫没觉得那是不光彩的事。这一点与那些忘本的人可谓迥然有别。但或许他愈是言之凿凿，就越有人将信将疑。 前几天，区总工会与我单位联合主办了一个书法家送春联活动，区里一位老领导也参与了活动，与老领导闲聊时，不免提到了先生，一位书法家就不信：“于洪亮家是富裕中农，咋会要饭？再者说，他上面有哥哥姐姐，就算要饭也轮不到他！”温文敦厚的老领导说：“我和洪亮同龄，也和他共过事，他的事我还知道一些，洪亮所说的要饭，是六零年到沂源南流水要饭……” 在灾难之年，要饭是很正常的事。但就是这很正常的事，在很多人眼里也羞于提及。不信，别的不说，就说经历过六零年的散文作家，不讳言自己曾要过饭的也不算很多。但先生都是在很多公开场合“公然宣称”。虽说现在“要饭者”住别墅开豪车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但不管怎么说，要饭都不是能往脸上贴金的事，如果要饭的事子虚乌有，先生何必一再诉说呢？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君子常惕惕”，或许这才是先生从没忘记曾要过饭的原因吧。而这或许也是他成为作家的原因。失去内心的本真，哪里会成为作家！ 先生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一位同学曾在酒场合上直言不讳的宣称，你写的不过是自己家族里的事。言外之意，等他写完家族内的事，也就“于郎”才尽，没得写了。言及此，我倒想起了海子的遭遇：海子自杀后，有人分析原因时，认为海子自杀是因为创作遇到问题，难以为继了，因此痛苦而自杀。这种论调极其荒谬，根本不值一辩。 其实类似“写的不过是家族的事”这种论调也不足为训。因为通过自己返照世界正是文学创作的手法。限于自身条件一辈子没出过家门，没离开过家乡的人，其著作照样能成为不朽名著，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文学从来不是以题材大小论英雄的。何况照此论调，任何人的创作都可以不屑一顾，都能做如是说：你写的不过是农村的事、城市的事、虚幻的事……个人抒情也罢，个人叙事也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极致的美。当代文论中常说“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一个作家只写他家族的事怎么就成了不值一提的事了呢？既然能够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可不可以说家族的就是民族的呢？答案不言而喻。——当然先生的家族叙事达到没达到观照人类映照时代的高度是另一回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你不能剥夺这种以小见大的尝试。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胡适《尝试集》的意义：《尝试集》在新诗诗艺上很幼稚的，但谁也不能抹杀《尝试集》对新诗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 事实胜于雄辩，打破先生写完家族的事就没得写了的论点，最好的办法还得靠他自己的创作来反驳。事实上，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早已先于本书两年定稿“待沽”。用创作说话永远是作家最好的证明。 先生的文章有很多重复现象。说真的，这一问题的确应引起他足够的注意，虽然在文学中有一唱三叹之手法，但那是在单篇中，同一事例在多篇文章中广泛使用多了便会丧失文章的新鲜感和创造性。作家是不能够重复自己的。实际上，我也从没为尊者讳，多次向他提及，兹事体大，不可不改。欣喜的是，在本书编校过程中，先生已逐篇逐段逐句进行了删改增订，相信本书文章重复的现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从中你也可以看到先生“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追求完美的决心、勇气和努力。 敢于解剖自己，勇于超越自己，这正是一位真作家所必备的优良素质。 2016年2月2日 （李玉国，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文艺评论家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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