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 运

桓台作协

    按：这是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旧作。发在这里，仅供复习。
    《王渔洋传奇》终于付梓面世了，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也是件幸运的事。
    我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对于外部环境适应性比较强，甚至习惯于逆来顺受，有些时候，尽管自己对于一些事情并不习惯，但仍然会有一些叛逆的心态和稀奇古怪的想法。去年，参加工作三十年，我的人生也进入了知天命的旅程，那时，曾打算小结一下人生，因为懒惰，最终也没能见诸文字。时至如今，沉淀了一段时间的冲动，却更加强烈地撞击着我的思维。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人生如意与否，不过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差异。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为什么？就因为失败是个过程，一次次的失败，自然很难让人与如意联系在一起，但这些不如意，却在为如意人生铺垫着台阶。所以，人生如意。
    涉足王渔洋研究，于我而言本是一件极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如此，一是认识的误区，二是思想的浅薄。因为误区，流于世俗。因为浅薄，耽于浮躁。当认真阅读王渔洋之后，认识的误区得以校正，浅薄的思想得以澄清。蒲松龄一生困窘，却以《聊斋志异》荣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难怪后人慨叹“三生有幸落孙山”。因此，从事王渔学术文化研究，系统研究王渔洋和县域人文历史，便成为自己的幸运。
    因为这种幸运，我与徐承诩老师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我曾经写过一篇《徐承诩与〈王渔洋传奇〉》的博文，在这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认识徐老师的前前后后。因为这种幸运，我见到了徐老师花费二十年光阴创作的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王渔洋传奇》原稿。当徐老师把沉甸甸的书稿交给我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信任与责任。
    修改的过程是艰苦的，这种艰苦源于我对王渔洋的敬畏，源于对文学手段的陌生，源于古汉语知识的匮乏，源于对徐老师原著结构与人物形象的把握。因为这部大著，名为“传奇”，实为纪实，拜读的过程中，不仅要大量查阅王渔洋原作诗文的，更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古汉语知识。而且，作为历史人物，写好王渔洋，更需要把把握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仿佛电脑设备也在考验我的耐心，修改到五十回的时候，U盘突然损坏，其他的文件经过处理都重新恢复，唯独这修改过的二十多万字的书稿怎么也恢复不了。无奈之下，只好从头再来。新的U盘买来了，当修改到八十回的时候，U盘未坏，可这个常用的文件怎么也打不开了。电脑公司的朋友说，盘坏了能重新找到文件，文件坏了却是难办。不得已，又重新从五十回看起。正当所剩不多，以为很快就可以向徐老师交差的时候，“面瘫”突然光顾我的脸庞。每天输液、针灸，医生告诫最多的，就是“减少用眼”“少用电脑”之类。所谓好事多磨，在经历了这些坎坷之后，徐老师的大作终于进入了出版程序。
    在淄博绿风文化出版公司，一见如故的主编刘跃军听我聊完《传奇》的成书经过，一连说了三个“幸运”，极度赞扬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我想，如果没有我的努力，徐老师的大著迟早也会变成铅字。假如没有徐老师二十多年的卓越付出，凭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写出王渔洋一生的的。由此而言，从事王渔洋研究，巧遇徐承诩老师这样的饱学之士，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