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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一）
张店大街北平
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圆满落下帷幕。在组委会和会务组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聚会活动有声有色，四十多名同学再度相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把酒言欢，气氛热烈，难舍难分。特别是同学们自编自演的十几个节目，自娱自乐、形式多样，引来阵阵掌声，把活动推向了高潮，使聚会丰富多姿，让同学焕发青春，展现了退休生活的多彩。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熬尽了苦心，缴足了学费-----真正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 周建军同学演唱的由著名音乐家王佑贵老师作词作曲的《我们这一辈》，声情并茂，感情饱满，撩动心扉，催人泪下。泪眼朦胧中，思绪穿越、时光倒流，眼前这些熟悉的身影，不再沧桑龙钟，一群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伴着童稚伴着芳华翩翩走来-----。历历再现的是一张张青春的脸庞，是同学六十年的岁月沧桑，是同学六十年浓浓的友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亿万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高潮。因朝鲜战争战备需求和工业规划布局等原因，建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玲珑农药厂从青岛搬迁到了张店，开启了飞速发展的历程。随着父母，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张店农药厂，成了厂里的第一代职工子弟。为了解决职工子女上学问题，1960年8月，农药厂子弟学校建立了。初始只有一个班，三十多名学生。那时我不足六周岁，尚不到上学年龄。而厂里的幼儿园规模小，容纳不了多少孩子，五周岁就得离园，我独自舍弃在家，无依无靠。在母亲的的请求下，学校破例让我上了学。我成了学生，开始了读书生涯，有了老师也有了同学。
这些同学就是我小学时期的同学，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玩乐一同长大。不久前我专门将其组建了一个网群，称之为“农药子弟第一班”。是张店农药厂建立“职工子弟学校”后，招生的第一批学生，把当时适合学龄的子弟尽招入学。之间的年龄差着好几岁，有些兄弟姐妹，也成为了同班同学。我们既是同学又都是职工子弟，说的俗一点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相互之间都很熟悉，知根知底。虽然分别了几十年，至今都还记得名字和面容甚至外号。子弟加同学，这便是我们同学友情格外浓厚的情愫之源。
我是班里的小不点，年龄小（有的比我大四岁）、个头小，排队和座位总是在第一的位置，又瘦又小就像个小弟弟。大同学们对我很关爱，没有人欺负过我。曾经和我经常搭配在一起的是一个个头与我相当叫徐冬玲的女同学，排队在一起、座位在一起。在三四年级时她随父母调走了。虽然五十多年没再见过面，她的模样我依稀记得，胖乎乎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留着一个短发，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还有一个女同学叫于明华，课桌与我相邻，学习很好，我经常抄她的作业。我不到六岁上了学，原本的想法是能跟上就跟，跟不上就留一级（这样才符合我上学年龄），结果我竟奇迹般地紧跟步伐没有留级。我想一定是与周边同学的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于明华的工作单位是新华书店，几十年来也只是见过几次面。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失去了联系。有了微信后，几经周折，得到了她的信息，将其拉入了同学网群，建立了联系。
那个时候上学，没有这样那样的辅导班，更没有现今的学习条件和设施。为了让学生取得好的成绩，互相帮助，相互提高，特别是为了保证课外作业的完成，老师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如将班里同学划分成许多家庭学习小组，每组一般是四人，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搭配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互监督，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和周娅琳等四人（那二个记不清是谁了）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周娅琳是小组长，我属帮辅对象。每天放学后，我们先到周娅琳家里去做作业，直到作业写完了才回家。周娅琳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在商店工作。同学的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在当时并不多，所以周娅琳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卫生整洁，让我拘谨也斯文了不少，懂得了约束自己。这种划分家庭学习小组的形式非常好，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管不住自己的调皮蛋，有了监督多了帮助，在确保家庭作业的完成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那时的课外作业并不多，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玩乐。虽然缺少游乐设施和玩具，我们的活动和游戏内容却很广泛。女孩子最喜爱的活动是跳皮筋、跳方、踢毽子、翻花绳、拾石子等，个个身手矫健。男孩子玩的东西更多，弹蛋、打翘、扇牌、抗拐、做柳哨、抽陀螺、滚铁环、打王八等。也有些游戏和玩具，女孩男孩可以一起玩，如扔沙包、集体跳绳等。玩具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冰糕棍、香烟盒、旧本子、树叶杆、木棍子、砖块、铁丝、铜钱、石子、绳子、鸡毛等都是制作玩具的材料。我们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玩具，既简单又好玩，还不用花钱。弹弓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没有弹弓，不会玩弹弓会被其他男孩子们瞧不起的。农药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胶皮手套、铁丝、包皮等做弹弓的材料得手即来（实际上都是我们从车间“偷”来的），每个男孩子都有几把得心顺手的弹弓，让外面的那些孩子们眼馋的要命。谁的弹弓打得准，谁就似英雄，豪横得很。同学里的神弹手很多，打鸟、打蛸孯等不敢说弹无虚发，百分之五十的命中率不在话下。那时的麻雀和小鸟们把我们当做“瘟神”，很害怕我们，远远的看见我们的身影，便惊慌失措飞走了。记得有一天晚上，王继文（那时我们都住在宿舍第十排）约我们比赛用弹弓打高压线。黑暗中高压线隐约可见，只听“啪”“啪”“啪”他次次命中，让我们很是惊叹。原来他有“秘密武器”。是机修车间裁铁网时的那些下脚料，呈S形，约二厘米长短。将十几根这样的铁丝条放入装弹皮囊里，射打出去，如同散弹，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这个“秘密武器让我们在和那些外面的孩子“开火”战斗中，占据了很大优势，经常把他们打的屁滚尿流。屡次的”开火战斗“让我也付出了代价，一只眼睛被弹弓击伤（若不是大姨恰巧来张店，给我及时处理，这只眼睛就残了），头上也落下了二个疤痕。（那时我们这些男孩子经常与张庄、洪沟、铁路宿舍等周边孩子们以扔石头、打弹弓方式打群架，称为“开火”）。
当时的学校教学条件虽然不好，却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少先队是小学生的先进组织，加入少先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都努力的争取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在我们眼中红领巾是神圣的，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鲜血染红的。我加入少先队的场景至今仍依稀记得，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是那样的庄严和激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那少先队队歌至今仍一字不差的唱下来。少先队分为大队、中队和小队。大队长臂章标志是白底三道红扛，中队长的臂章标志是白底二道红扛，小队长是白底一道红杠。大、中、小队长都是品学兼优并有组织能力的同学担任。女同学担任少先队干部的占大多数，男孩子调皮且难以管教，很少能当上少先队干部。段立武（那时叫段彤波，曾任副市长。）就一直是大队级的少先队干部，其组织能力在小学时代便已显现。另外、许欣媛、程克等都担任过让我们羡慕不已的少先队干部。我曾梦想能当上少先队干部，哪怕是个小队长也意满心足，却始终没有如愿。少先队经常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为烈士扫墓、到农村参加劳动、到公园游玩等。那时没有交通工具，路途再远，也要一路步行。我们打着少先队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兴高采烈，一路高歌，精神昂扬。
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大约是三年级时，王继文（曾任蓝星东大董事长）和王阿妮排演过一个表演剧，我们都还记得。王继文演的是一位老爷爷，王阿妮扮演的小女孩。主要剧情是：某个星期天老爷爷出门看庄稼时迷了路，一位小女孩陌路相逢，她热心的带领老爷爷看那丰收的场景。小女孩（王阿妮）上场唱到：“有这么一个星期天，我家的门口一拐弯，碰上一个老爷爷在路边----”爷爷（王继文）唱：“老汉我今年七十八，今天出门看庄稼----。”最后，在热心的小女孩带领下老爷爷满怀喜悦的到野外看到了丰收在望的庄稼。至今我们经常开玩笑，让王阿妮叫王继文“爷爷”。今年的“初中毕业五十周年联谊会”上，原计划王继文和王阿妮要联手再次表演这个节目，可惜王阿妮因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聚会，错过了这精彩一幕。让同学们记忆最深的是学雷锋期间，学校组织排练演出的歌颂雷锋事迹的一个大型诗歌联唱节目，由七八首歌曲组成，有朗诵、独唱、合唱、表演唱等。“夜深人静寂寞凉，雷锋苦练在操场，月光下投弹忙，练硬功保国防，为了世界和平，汗水湿透了黄军装----”、“有一个小伙，实呀么实在棒呀嗨，推起车子快如飞呀，一趟又一趟呀嗨----雷锋他假日来帮忙呀呼嗨----”、“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长----”等，这些歌至今我仍能吟唱。雷锋是那个时代我们最崇拜的英雄，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至深。
劳动是必须的,就像李玉和唱的那样：“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我们个个如同李铁梅一般承担了很多家务。那时国家一穷二白，同学们的家庭生活都很拮据困难，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依靠的是父亲几十元的工资。母亲有正式工作的很少，多是在家操持家务，或干点临时工，挣点钱填补生活。农药厂生产乐果、敌敌畏，用玻璃瓶子包装，外套草套以防止碰碎。草套用量极大，为了增添家庭收入，工厂把打草套活儿交给了职工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打草套。父母忙碌，难能顾及，孩子们是打草套的主力军。放了学，做完作业，就开始打草套，家长规定了每天完成的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出去玩。这样忙忙活活的一个月可以挣上十几元钱，是家庭收入来源的主要补贴。孩子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拾煤渣，我们叫做捡煤核。那时农药厂有二台自备锅炉，每天三次清炉，清出的的炉渣中尚有部分没燃透的煤渣（煤核），我们就去捡这些煤渣，用于冬天取暖。往往要早上五点左右就要起床，挎着铁桶，带着铁钩到厂里去拾煤渣，至六点多钟回家吃早饭然后上学。有一次为了抢煤渣，我和边丽杰（那时住邻居）动手打仗，回到家被母亲狠狠地熊了一顿。每年拾得煤渣基本可够家里冬天取暖所用，虽然那时一吨煤只有十几元，对我们这些困难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了打草套、拾煤渣，我们还砸石子、糊纸盒、捡硫矿石（我们俗称tong qi）等。这些劳动即填补了家庭生活，也培养了我们吃苦爱劳动的作风。
1966年，正当我们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十几个成帮，组成了各种红卫兵组织。有“抗大战斗队”、“延安公社”、“井冈山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等。“造反有理”、批判“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我们狂热的革命热情。还一时兴起了改名字的热潮，以体现革命精神。马占华改为马卫东、我也将原名韩伟改成了韩卫东，王宝利改为王升強、张美英改成张立新、王阿妮改成（小）王红、王蓉华也改为了（大）王红，为了区分她二人只得在名前冠以大小。那时，我还不到十二岁，不甘落后的跟着那些大一点的同学“造反”、“革命”、“当闯将”。参加厂里两派组织的大辩论，写大字报，开批斗会等。有一次，农药厂技校的几位老大哥（记得是程福海等），请我们吃西瓜，之后交给我们一项“光荣艰巨”的革命任务，让我们去把对立面那一派的标牌，偷着摘下来，并将其扔走。我们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觉得很光荣、很神圣。两派群众的争斗愈演愈烈，双方经常进行大辩论。有一天晚上，我跟着李建旺、逄胜利等去厂办公楼前参加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辩论，双方都认为自方的观点正确，代表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是“封资修”的卫道士。辩论越来越激烈，结果双方发生了武斗。我年纪小，见事不好拔腿就跑。和我们一起去的姓朱的（不是同学和子弟，住在厂外的砖窑附近）被打伤了鼻梁（曾拍了照，印在传单上，作为声讨对方证据。）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母亲怕我惹出事来，便将我送到了邹平农村的姥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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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4 08: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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