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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
非虚构小说
从侍者到使者(二)
6那日那人那事
教师节的日子快到了,我写了一篇悼念已故老师和战友的文章《献给周义海的诗》,发表在淄博市青年作家协会微刊《青年作家》微信公众号上,分享朋友圈。然后,微信朋友圈里,北京的朋友向我约稿:“马上毛主席去世的日子,写点有关毛泽东与董必武携手一生的文章”。
这位朋友是我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认识的,共同对革命先烈发自内心的崇拜让我们有缘相识。我们仅仅在北京见过两次面,吃过一次饭,但是一见如故,彼此都被对方的那份真诚、善良、好学、实干的气质所吸引。一种红色基因好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早已种下,或许前世有缘,面对革命烈士的墓碑,我们心心相印,久久不愿离去。
最近,我在看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的《彭德怀元帅》,我越看她越像剧中女一号,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从面相上看,她们都是高高的颧额,额头高广丰润,相书上说,这种人智慧发达,官运也好。从气质上看,她们都属于那种温柔善良、智慧贤达、平易近人、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事业型女人。
朋友知告诉我她是全国政协下属北京董必武研究会故事编辑部工作人员。在她的影响下,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董必武年谱》,一字一句的读着。后来通过网络了解,还知道她昔日是一个法官,一个著名的策划人,朋友眼中“太阳的女儿”,一个33类玛瑙王商标的持有人,一个曾经把京城社会名流、省长等名人要人撮合到她的家乡阜新参加玛瑙节的赤子。朋友的名字叫李公。她还有一个伟大的父亲。她的父亲名字叫李树仁。
李树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党的好干部。他是原辽宁阜新农机厂党总支书记,他的故事和事迹曾经荣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有评论员文章。
“被人们称为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活样本——阜新农业机械厂,几年来一直坚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做到了‘农民要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坏了就什么时候修’。这个工厂的职工不辞辛苦,走访了三十四个公社,二百五十多个生产队,摸清了农业生产的需要,试制和生产适应阜新县‘南部丘陵东部洼、西部山区北部沙’这一地理特点的改良犁、钉齿耙、挖土车、开沟犁、挖坑钻和双用镐等二十九种机具。他们在制作这些新式农具的时候,采用了先调查后试验再生产和后检验的办法,凡是试制出来的新机具,请有经验的老农鉴定之后再定型。他们还组织农业服务队,带着新式农具进行下乡进行操作示范,传授技术。由于产品对路,这个厂子的生产任务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做到年年有盈余。几年来,他们为农民制造了两万四千多件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二十一万多件机引农具配件和六十五万多件小农具。
这个厂还始终坚持了又制造又修理的方针。他们装备了两台蓄力流动修理车,经常游社串队进行修理,两年来共修理了一千八百六十多台农业机具,大大方便了农民,赶上农时需要。农民称赞他们是‘及时雨’。
阜新农业机械厂处处为农业着想、事事为农民打算的经验,目前正在全行业推广。”
上面是摘自1964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华社通讯稿。
“李树仁参加劳动像工人,按时上下班,参加班组会,抢着干重活。”“......李树仁回到办公室就想:一心想接近工人,可是工人为什么却跟他有距离呢?怎样才能跟工人建立感情?他随手拿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翻看一篇《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从头到尾读了起来。当读到‘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他心里像打开了一扇天窗,敞亮了。从那以后,他开始去参加劳动,处处以和工人一样要求自己,渐渐地同工人打成了一片。”我在1964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令人感动的评论员文章。由此看来,李树仁同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
李树仁作为阜新机械厂活样板的领头羊,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为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代表,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嘉奖。
昔日为他父亲写新闻报道写故事的李继伦,后来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曾经参观过苏州甪直古镇农具展览馆,参观过淄博锦隐堂民俗馆等有乡土特色的展览馆、纪念馆。看到了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特别的怀念和感情。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经下过地干过活,和那些老东西都有“肌肤相亲”般的亲密接触,感情非常深厚,看了非常怀旧。所以我突然有个设想:作为李树仁的儿女,作为阜新农业机械厂,作为阜新人民政府,能否建一个李树仁农具展览馆?或者阜新农业机械厂党史国史事迹展?即可以发展丰富当地的旅游资源,还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铭记那段光辉灿烂、求真务实的伟大历史!
7山城人民难忘毛主席的恩情
9月9日,是毛主席的祭日。生活在博山的老百姓,尤其那些在工厂上班的退休工人,大爷大娘们,每年他们都自发自费,有的在大街路口,有的在居委会旁边,有的在家门口,把叠好的元宝,裁好的纸钱,做好的衣服,买上水果、鸡鸭鱼肉、馒头等贡品,把毛主席的大照片高高地挂在台席的中央,场合搞得非常隆重。我第一次看见时,非常震惊和欢喜,全程参与了活动。以后每年我都自觉地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有了女儿之后,我也带女儿一起参加,看着她在蒲团上给毛主席磕头,那些老人们都非常高兴。有的还把毛主席纪念章送她。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博山人这么热爱毛主席?因为我生活和去过很多地方。头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热爱崇拜毛主席的地方。我19岁高中毕业前一直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大学在湖北鄂州三年,在重庆奉节支教一年,在上海、广州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张店工作生活过四年,在别的地方还没有看过如此隆重密集的民间自发纪念毛主席的仪式和传统。
为什么在博山就有?后来我进一步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找解读。在1997年国企改革以前,国务院下属13个部委,其中有11个部委在博山都有企业,这些老国企在博山的经济效益都非常好。博山电机厂生产的微电机随着东方红卫星上天了。博山山机军工厂造的地雷和手榴弹支援抗美朝鲜战争和越南自卫反击战。博山的陶瓷上是亚洲最大,中南海国宾馆用的盘盘碗碗都是博山陶瓷厂生产的,这里是国宴瓷器的产地。博山琉璃厂响应国家号召,支援非洲建设,在非洲援建了分厂。博山的纺织厂、水泵厂、酸厂、玻璃厂、矿上机械厂、煤矿等都是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四十多万的人口的小县城,有十多万的产业工人,几乎家家都有工人。在毛主席那个时代,号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一直受穷受气的农民,一直遭受工头欺辱的雇工,扬眉吐气起来,真正体验了一次,也许是第一次体验当家做主人的感觉。那个时代的厂长、书记真是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和工人一起上下班,一起劳动,一起吃苦,不稿特殊化。这些感人的故事和场面,我在人民日报报道的辽宁阜新农机厂党支部书记李树仁的先进事迹上看到了。
他们这些退休工人,非常怀念毛主席那个时代,怀念那种集体生活,所以就自发为他举行纪念仪式。
对于毛主席的怀念,我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我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在我高中时,看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非常敬佩毛主席的智慧、文采、魅力。也学着他长征的样子,开学后步行一百里,从家走到县城的学校。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我花了10元钱,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凭吊毛主席。可是当我正在内心哀悼毛主席时,突然听到旁边有失声的痛哭声。我回头一看,是一个满头白发,额头爬满皱纹的八九十岁左右的老太太,正跪在毛主席水晶棺旁边,怀里抱着满满一大把白色的玫瑰花,哭得死去活来。我在心里想,这个人可能受到过毛主席的大恩大德。要不然情绪不会这么激动。
小时候,记得姥姥家的中堂上是挂着毛主席的像。姥姥是个童养媳,几岁就被送到姥爷家当丫鬟使唤着。后来姥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被政府应征出劳役,在为公家挖河的路上死了。那个时候姥姥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没出世,就是小舅舅。姥姥后来拉扯着未成年的四个孩子熬大。所以像姥姥这代人,有许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当然在文革遭到红卫兵抄家迫害的人,提到共产党,提到毛主席,他们是咬牙切齿地很厉害。在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人和家庭。
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对于同样一个事情,对于你好,可能对别人就是坏。比如当下的改革,因为每次改革都会涉及到利益的切割和重新分配。记得上大学时,我的法律老师讲到国企改革,企业破产法时,她都不愿打开课本,她说她实在讲不下去,她说中国的破产法是中国特色,代表少数精英少数利益人,他们制定并利用法律的空子,损公肥私。所以法律课上,她只和我们分享案例,然后据此说一半课本上的“定义”,分享自己一半的“心得”。不过,法律老师的课堂出勤率是所有公共课出勤率最高的。这个老师只大我们几岁,是华中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她说她自己是鄂州市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在法院实习,看到了许多不公正的事情,她对司法公正丧失了信心。同时,她自己的档案通过正常渠道也调不会来,必须通过打点关系买回来。她说她的哥哥当年是武汉大学的工科博士,当年响应朱镕基政府号召,报考了武汉市政府的国家公务员。但是当他梦想成真,在政府做公务员时,由于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感觉在政府的圈子里活得很累,什么事情自己说了都不算,必须都要听领导的。所以他给刚刚毕业的妹妹建议,不要进政府做公务员,浪费青春和才华,就在学校里当个老师,教书育人。教育,是天底下最阳光事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一夜之间,一纸文件,一刀切似的都变卖了。
曾经我在合肥和兰州某机床厂的某经理一起谈业务,吃饭时他说他们国营机床厂,固定资产10个多亿,全厂1000多职工,在国企改革的洪流中,申请破产,作价100万,白菜价,卖给了关系户。像这种情况,全国都有很多。
博山也不例外。听当地的老工人说,当年博山制酸厂,亚洲第一,在国企改革那阵,突然上面政府从市团委派来一个根本不懂业务的知识分子当一把手,而且上面给他的任务不是抓生产搞业务,而是带着一个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红极一时的厂子搞破产的政治任务。据说后来没到半年那个新厂长完成了使命,想方设法把这个效益非常好的国企搞破产了。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他也因此高升调走了。而砸了几百个工人的饭碗,让他们都下岗了,失业了。这是何等的悲剧?当然这个世界上有悲剧就有喜剧。我认识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他就从这个破产的厂子那买了地,建了属于自己的厂房。
如果说十年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文化浩劫,一次人性的邪恶的大爆发,那么1997年国企改革是建国以来一次经济的洗劫。它把毛泽东时代几十年工人阶级奋斗积蓄的集体经济基础全部私有化了。私有到少部分企业领导、政府官员的腰包。
我的妻子在政府某部门工作,她在单位这两年负责结对扶贫工作,我看过她结对扶贫村的资料。这个普通的城镇村,曾经辉煌一时、村集体资产过千万。后来1997年后赶上村集体破产潮,村上的书记主任领导等慢慢把原有的村集体资产都破产卖了。后来新竞选上台的领导开始卖村上的地。又换了领导,慢慢的村上的地也卖完了。村集体资产成负数了,老百姓经常上访,成了问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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