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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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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二、三事

                                孙良鑫     

说起给自己画像，我还真的不算是太外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会儿，大队和公社经常搞个宣传、办个展览啥的。我作为骨干少不了经常画个插图或者给英模人物来个素描肖像。

  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也坐在镜子前，给自己来了个认真地素描。如今，它早已伴随着几次搬家，已是踪影难寻了。现在，我的眼睛也早已失明，无法再看到自己的面容。可是，我对那张画像还是记忆犹新的。我的头发乌黑油亮，双眼并不大。鼻子，嘴和双耳是极其普通的。就是那对称的五官，饱满的轮廓，特别是那两道浓浓的眉毛，给我的印象最深。以至我洗脸时摸到它，也常有一种美妙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人议论过我的长相：“你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值得信赖。”特别是理发师说的：“你的五官和头型是少有的周正，理什么发型都好看。”等等。我都作为笑谈了事。我是唯物主义者，如果把容貌和人的命运挂钩，对我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说相貌与性格有关，我是认同的。

如今，我那张纸上的画像是找不到了，可我每天仿佛都在给自己画着直到自己的生命终止才能完成的画像。

简言之，故事还是从我喊他二叔的老支书一家人对我的看发说起吧！

那是1973年，在我们村南山坡上，正在新建一座大型发电厂，一条正在施工的公路路基，把村南第一和第四生产队的一大片南高北低的土地拦腰截断。户口在第一小队的大队委员吴发强，来到现场。他怀着私心，指定了那块冲着界限以南两米四队的粮田，要施工队把一根六百毫米粗的生铁管道，横埋在路基下。准备对接水渠，旱时灌溉庄家使用。问题是：这样不但浇不了四队的地，连公路两旁四队的地角也无法耕种。四队里，社员们怨声载道，队长无可奈何。正巧，这是个星期天，我回队里参加劳动。知道此事之后，问队长打算咋办？他无奈地说：“咱四队又没有人在大队当官，哪有办法呀？他吴发强是一队的，光给一队捞好处。”我愤怒了：“岂有此理！咱四队没有在大队当官儿的，难道就该吃亏吗？他是一队的，就该向着一队，来欺负别人吗？你不敢惹他，我不怕！你派两个劳力，我领着，去把它挖出来！”我和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刨开压路机刚压平的灰土，没用半个钟头，就挖得看到了管子。我对他们说：“停！到柿子树底下歇着去！”男青年不解地问：“哥哥，咱才干了这么一小会儿就歇着，管子又没挖出来，队长给咱工分吗？”我说：“等会儿，有人替咱干！队长不是说了么？不管用啥办法，只要能把它挖出来，他就每人给咱记十分工。队长不给你，用我的工分给你补上！”我让他吃了个定心丸。不一会儿，工地和厂里的两位施工员小崔和大宋，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大宋着急地指着刚挖开的路基问：“老师，你知道这是咋回事吗？”我笑着说：“我当然知道，可你们的权力太小，快回去叫权力最大的人，到我们公社去找！”我摆摆手，示意他们快回去，便又坐在了大树底下。

果真，时间不多，就从路基两端走来了许多人。那个吴发强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光看你的眼眉，就知道你是个不服管的人！倚我看，咱大队盛不开你，你应该到北京去当官。”我蔑视地说：“你为人不正直，做事不公道，当官无原则。我不和你说话，往后退！”他碰了个钉子，站在一边，等着看我的“好”下场。派出所的指导员摆出了审问罪犯的架势，耍着官腔问：“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挺着胸膛，毫不畏惧地答道：“我！孙良鑫，水源地联中的教师！贫农出身、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你还想问什么？”指导员严肃地说：“你这是破坏公路设施！你知道吗？”我坚定地回答：“不对！这是工地，不是公路！它在竣工以前，可以做任何必要的改动！”他被噎住了。我向站在后边的大队支书一本正经地招招手，说：“二叔！请你过来，咱爷俩处理这件事。”见支书走过来，我平静地说：“二叔！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什么？”我见他张了张嘴，答不上来。心想，不能让支书尴尬，我还要靠他解决问题呢。便抢着开了口：“这当然难不住你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不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吗？‘队为基础’呀！你来看！”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指着埋管子的地角，问：“你看！它能浇四队这块地吗？这样办合理吗？”支书恍然大悟，忙招手让大家过来看，嘴里还说：“怪不得人家不让呢！这还像话吗？”大家围拢了过去，七嘴八舌。我见大事已定，又坐回到柿子树底下。还没到中午呢，施工队就在吊车的配合下，把过道管挪到了合适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来到了支书家。要和他详细谈谈白天的事。顺便听听上面是怎样处理的。我一进门，他全家像迎接稀客那样热情。支书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到。我告诉你吧！公社的袁书记和派出所的刘指导员，在咱大队里专门开了一个会。强调了搞好工农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指出了要尊重和维护生产小队的基本权力。又对吴发强的行为作出了严厉地批评。他也认了错。起初，我还真地怕你捅出大娄子！你的胆子也真大！一般人是不敢去挖的。”我习惯地抿了抿浓密的眉毛，满意地笑着说：“今天，我要是不知道这件事，也许就真的这样错到底了！”这时支书的大儿子催促说：“哥哥：你快把上个星期天在张店发生的事，再说一遍吧！”我不好意思地说：“有啥好说的？都是些平常的事。”支书却来了兴致：“你就说说嘛！一定挺有意思。俺一家人都等着听呢。”我推辞不过，只好讲了起来：

“那天，我去张店办完了自己的事。在饭店里买了两盘水饺。正剥着大蒜，还没吃呢。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用一只好像是从未洗过的手，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很胆怯的低声央求到：‘叔叔！我饿！给俺几个吧！’我看她头发像赶了毡，脸像个花猫，衣服也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把一个凳子往她面前一登，说：‘来，坐下，慢慢吃。’‘我脏，你给俺放上几个吧！’我端起一盘，用筷子夹着就往她的搪瓷缸子里倒。她瞪大了双眼，张着嘴巴望着我。我倒完了，她还呆呆地看着我。我说：‘你吃吧！’她说了声：‘叔叔真好！’便弯腰鞠躬，接着，捧起缸子就往外跑。在饭店门口，一位头发蓬乱的老大娘，右手扶着门框，左手拿一根竹竿，胳膊肘挎一只破篮子。她的脸和衣服同小女孩儿一样，让人看了难受。她闭着眼睛，微微张着嘴巴，脸朝着前上方。小姑娘兴奋地跑到她的跟前，催促道：‘奶奶！快吃！是饺子！’‘好孩子！你先吃吧！’‘奶奶！满满一缸子呢！那位叔叔给的！’那位盲人老大娘一边用手在前面毫无方向的乱摸索，一边吩咐道：‘你要再谢谢那位好人！’我说：‘大娘！不用谢，你们进来坐下，慢慢地吃。我再给你一盘。’说着又把另一盘倒进了大娘的大空碗。又回头跟服务员商量：‘同志：你能端盆水，让她们洗洗吗？最好掺点热的，再拿块肥皂。’我见对方有点为难的样子，忙说：‘你别怕，要多少钱，我来出！’她点点头，又摇了摇，转身跑到后面去了。服务员是不是去端水，我心里也没底，便劝她们娘俩先吃。大娘那缺了牙的嘴，塞得满满的，恨不得一口吃下那一大碗饺子。小女孩儿狼吞虎咽，喉咙里发出‘嗝！嗝！’的响声。她用一个小拳头，捶打着瘦弱的前胸，另一只手还不忘去抓饺子。洗脸水端来了，放在门外的路边。我说：‘大娘！你是长辈，又不方便。你应该先洗。’她把竹竿和破篮子放在墙边，捧起温热的水，捂在脸上，哽咽着，抽搐着，泪水伴着污水往下流。盆里的水脏了，脸还没洗净。倒掉再换。轮到小女孩儿洗脸了。我蹲下，洗着她的小手，问：‘你想上学吗？’她说：‘想！上不起。’我又嘱咐道：‘你们吃了饭，赶快回家。去找大队，找公社，找学校。他们会让你上学的。记住，往后好好照顾你奶奶。’小女孩儿使劲点点头，昂起幼嫩的小脸儿、 瞪大了亮亮的大眼睛望着我说：‘那我放了学就帮奶奶做饭、干活儿，让奶奶给我讲故事。’

几盆水后，她们精神了。我找到那位端水的服务员问洗脸水的价钱。她看着一边一位经理模样的中年妇女。那位经理说：‘还要什么水钱呢？要是都像你就好了！’我谢过了她们，又把十二块钱和三斤粮票，一把塞给了大娘，回头向车站赶去。我原以为还有些零钱呢，到了车站要买东西吃了，才发现，已是分文全无。午饭没吃还问题不大，没钱坐车我可就苦了——，40多里路呀！”

    说到这里，我停下，喝了口水。支书的姑娘忙问：“那，后来呢？”我继续说：“后来，我还没走出张店城呢，就遇到你哥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来了。我们俩一路顶着大风，轮流登着自行车，用了两个来小时才到家。”支书笑着说：“行！好样的，没给咱村的人丢脸。看你是一身的正气。你的眉眼间就透着一种不信邪的犟劲儿。你遇到不合理的事，敢于抗争。遇到弱小就伸手相助。你是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的人啊！”支书的大儿子也说：“是啊！你就是个不欺软弱，不畏强暴的人！”

    现在老支书已不在人世。我的一只眼睛也因萎缩而睁不开了，由于牙齿的原因，两腮摸上去好像有些不太对称。两眼失明的我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帅气。不过我那两道浓密的眼眉仍然和我的性格一样的刚毅，一样的挺拔和正直。如果支书还在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不知又有何感想？当我每次义务按摩，用自己的双手为高强度劳作的建筑民工解除了全身的疲劳；为远离城区的老农民抚平了缠身的病痛；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减轻了身体的不适以后而说声：“真舒服，谢谢！”，随后捧来一杯热水，或者用毛巾给我擦汗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感到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我认为，受到这些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尊重才是最有价值和最光荣的。我还多次在志愿服务中心地协助下组织盲人朋友搞些有意义的活动。还曾经几次向两任市长、提交工作建议被采纳，并且发挥了较好的社会较益。我认为做一个心灵端正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比相貌的端正更有魅力！更有价值！这就是我还没有完成的、无形的人生画像。我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坎坷的。但又是充实的，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