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与孔尚任

包泉敏

    说起《桃花扇》，大家一定立刻想到其作者孔尚任，大名鼎鼎的孔尚任可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呢！但你可知道孔尚任和王渔洋的关系？

小编在此剧透一下，孔尚任是王渔洋的重要诗友，他们二人自定交以后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尤其是王渔洋对孔尚任，可谓关照有加。请听小编一一道来：

    孔尚任（1648—1718年，比王渔洋小14岁），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清初诗人、戏曲作家，著有历史剧《桃花扇》等，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并论，称“南洪北孔”。

    孔尚任于康熙六年（1667）年成诸生，以后参加乡试未中。康熙二十年（1681）典负郭田捐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康熙南巡，返经曲阜，致祭孔子，孔尚任被荐御前讲经称旨，被授国子监博士，次年进京。之后，他曾在淮扬工作过四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返京。正是这一年，孔尚任与王渔洋订交。据载，两人是在慈仁寺的书市上认识的，因俱嗜书。

    两人相识之后，交往甚为密切，经常有诗酒唱和，私交甚好。如，孔尚任癖好收藏古物，每得好物，常约王渔洋前来赏鉴。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孔尚任于慈仁寺淘得宋代绍兴内府琵琶两柄，大者名大海潮，小者名吟蝉，请王渔洋前来观赏，王即将此二器记入《居易录》；康熙三十一年（1692），孔又得汉玉羌笛、唐制胡琴各一枚，形制古雅，王渔洋再次应邀前来赏签，并将其记入了《居易录》（卷十八）。

    再如，两人订交时，值王渔洋新迁兵部督捕右侍郎，而孔尚任已在国子监博士位置上干了6年，文高位重的王渔洋自然是“龙门高峻”，但一向非常具有亲和力的他并没有因此而摆架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秋间，曾亲自上门去拜访孔尚任，这让孔尚任大为感动，并愉快地接受了王渔洋将其书斋名改为“岸堂”的建议。此后，王渔洋还数次造访“岸堂”，观看其所藏文玩，相互交流收藏得失经验。在王渔洋《居易录》卷二十五中存有关于观宋方炉、曹娥碑、汉铜尺、布帛尺、小忽雷、大海潮等的记载，文中流露出对孔尚任所收藏文物的赞赏之意。在，是孔尚任也曾代为操办王渔洋著作刻印事宜，据载有13种之多，可见并非一时一地完成，也足见王士禛对孔尚任的信任。

    王渔洋与孔尚任相识时，王渔洋已然是京城高官，而孔尚任仅为从七品，二人地位悬殊，但过往甚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王渔洋身为诗坛领袖，以风雅自命，喜欢延揽文人墨客，虽为高官，却未改诗酒风流；二是，二人同为山东人，一起在京为官，而且，孔尚任身为国子监博士，官虽微却颇清高，非一般部曹可比；三是，二人皆善于作诗。孔尚任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二十八年（1689）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治水期间，他曾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发起过一次红桥修禊活动，并与当地文人结“春江社”，常常宴游结交淮扬文士，诗酒唱和，也有一定的诗名。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倾十数年之功、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历史剧《桃花扇》的创作，这年秋天，康熙帝索阅《桃花扇》，第二年正月十五日，《桃花扇》在京师上演，引起轰动，但是，两个月后，孔尚任就被罢了官！孔子嫡世孙、曾被破格提拔的孔尚任，为何却被突然罢了官，永远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原来，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圣裔”被康熙看重，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是因为康熙希望他能够弘扬儒学，为其统治服务。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派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淮扬疏浚黄河、淮水会流入海口，孔尚任被派随同协助。他离京南下受到“天语劝劳，卿相赞勉”，原以为水灾可“计日告成平”的。及至扬州，他看到的却是治河官员的腐化享乐和治河无术，后竟因分赃不均，互相参告，致使治河陷于停顿。孔尚任深知自己“酬报久思无计是”，于是退而与扬泰等地的一些友人文酒相会，流连诗酒，并借机游历江、淮河一带的名胜古迹，采访南明王朝的故老遗闻，陶醉于烟柳依依的扬州美景，留下许多咏赞扬州的诗歌，赢得了诗名。但同时，也渐渐改变了入仕的初衷。

    据载，孔尚任在淮扬外任期间的生活是清寒苦闷的，他亲眼目睹了腐化不堪的官场黑幕，曾经追名求利和图报皇恩的思想渐淡，转而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正所谓“内志趣却增强了”。《桃花扇》的撰写，其构思、情节大多来源这一阶段的生活体验，再加上他与扬州遗民的接触和交游，结识了很多忠明反清的遗民逸士，成为《桃花扇》创作的思想基础和素材来源。而《桃花扇》在当时是被视为“小道”的戏曲作品，显然有负康熙皇帝的提携初衷。加之，《桃花扇》所流露的兴亡之感，也极易引起前明旧臣及遗老的故国之思，这可犯了清初统治者的大忌，触怒了康熙皇帝。如此，孔尚任被罢官也就并非偶然了。

    然而，患难见真情。孔尚任被罢官之后，滞留京城二年多，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才凄然离京返乡。他留京期间，生活一度陷入困顿：“冷灶烟初暖，贫交迹不稀。还能斟腊酒，尚未典春衣”（《长留集》五律卷《新寓暖炉诗》）一诗形象地描述了孔尚任当时的清苦处境。王渔洋对他进行了接济，经常送些米炭给他，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低谷。孔尚任曾因此做七言长歌表示感谢，诗中“新城清风天下闻，乃有大被暖铁汉”两句，更是表达出了作者对王渔洋的无限钦佩之情，以及对其笃于友情的感动和由衷的感激之情。

    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王渔洋卒于里第，孔尚任闻讯后，自曲阜亲自北上前来吊唁，当时孔尚任已年逾花甲，却不顾鞍马劳顿前来吊唁，足见孔尚任是非常看重与王渔洋的友谊的，两人交游之深，由此可一斑。

    纵观王渔洋与孔尚行的交往，一位是蜚声诗坛的领袖，一位闻名剧坛的巨星，前者对后者充满期望与爱护，后者对前者充满敬慕与感恩，相同的诗人气质、志趣爱好，使他们越走越近，并最终演绎了一段留存于后世的人间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