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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重阳节
王光福
公元1673年,也就是大清康熙十二年癸丑,这一年蒲松龄三十四岁,他写了一首《九日》诗。诗云:
槲叶凝丹冻晓霜,山根野水绕云庄。 重阳未放黄花懒,九日惊寒鸿雁忙。 人以风尘消智慧,秋缘老大转悲伤。 把杯绝意陶元亮,芜没田园三径荒。
“九日”,就是农历九月九日。为何非得是九月九日而不是别月的九日呢?原来这其中有点讲究。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重阳登高》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将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不管这个充满想象力的传说是真是假,费长房是东汉汝南人,事迹载《后汉书·方术传》,考察一下古代文献,这种风俗确乎是从汉末开始的。九,在古代是阳数之极,在《周易》中,六十四卦分别由阳爻“—”和阴爻“--”组成。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故九月九日称“重九”又称“重阳”。 “重阳”一词最早见于《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洪兴祖补注:“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可见,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重阳”。南朝梁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这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重阳”。对重阳节的内涵理解得最为透彻的,还是魏文帝曹丕,他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日与钟繇书》)古人吟诵重九或重阳的诗篇不计其数,翻翻杜甫的集子就发现许多首,若能将其萃为一帙,将会蔚为大观。由于有了这样一种诗歌传统,因此,即使不说重九或重阳,单说“九日”,我们也知道是九月九日了。 在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中,一讲到“红叶”,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枫叶”,杜牧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实在太有名了。读诗歌史,到白居易的“寻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琵琶行》),一般只看到荻花白,似乎不见枫叶红;而一至杜牧诗,才返想起白诗的红白相间、楚楚可怜。但同时,我又想起了著名的“红叶题诗”的典故。唐僖宗时,有儒士于祐,于御沟得一红叶,上题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于祐复于叶上题诗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复置于御沟上游。后禁中放宫女三十余人,有一韩氏者为于祐所得,出其叶,二诗并在,即前题诗者也。时人传为美谈(见宋刘斧《青琐高议》)。 枫树那样一片四分五裂鸡爪子似的小叶,怎能题得下六句诗呢?除非有象牙微雕的本领。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云:“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同类。”长安城不在江南,有“叉歧”之叶不宜题诗,看来此“红叶”实非彼“红叶”。《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普救寺在山西永济市,笺注家多武断地将“霜林”释为“枫树林”,不知有何根据?其实,我国北方自有与南方抗衡的“红叶”,那就是叶倒卵形,大如荷叶,着霜后为红褐色的“槲树叶”。这样的阔叶,才是题诗的“薛涛笺”。淄博一带山中至今多有之,时人有以裹江米糕者,可惜其上无诗,若有,也抵得过昔年的“脂麻通鉴”了。 学生时常问我:“怎样安排文章结构?”我每次都以流行歌曲作答:“上看了下看,左看了右看。”并立即举出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加以例证。蒲松龄此诗之前二联,亦同一机杼,自不必细论。只是一个“懒”字和“忙”字,以人拟物,绰有情韵,值得用心理会。无奈文人比不得商人。商人忙忙碌碌,南来北往,像天上的大雁,自能获利多多;而文人则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学习懒放的黄花,否则将会由“忙”而“盲”,渐为弱智白痴。汉乐府《长歌行》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只是一种后悔;因为老大无成是由于少壮不努力,自己种因自己食果,怪不得别人,所以也只是一种悲伤。而蒲松龄则是少壮努力而老大无成的,栽下的苗并无结出相应的果,这不但怨天,还应该尤人,所以这不只是一种悔恨,简直就是一种悲哀了。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据考,此年蒲松龄已经在本县丰泉乡王氏家中坐馆,为“五斗米”折腰而做“孩子王”,想像陶潜那般归去而不得,就只好任“田园将芜”、“三径就荒”(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了。“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蒲松龄《学究自嘲》),若说第三联还是悲鸣的小提琴,那这尾联,就是大提琴幽幽的呜咽了。 2014.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