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器”

杨玉勇

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器”
杨玉勇

源始思想作为思想，由思想来揭示才最为纯粹，与思想本身异质的东西，通常只是“显示器”而不是澄明者。澄明是思想自身的努力，澄明必须从“器”入手，但要避免听任思想迷失于“器”中。思想繁忙注视外在事物，就会遗忘自己的本质。人类文明创造活动及其产物都可以说是“文化显示器”，简称“器”。
元学是关于道的思想。道是藏在文化世界中最基本的原动力，是在文化世界中生存的每一个体都受其驱动而不能逃的力量。道本无名，是“不道之道”，是“各家所欲言不能尽的道”。老子《道德经》讲：无名，天地之始。在老子那里，道就是无名，天地就是宇宙。中国哲学所言的道是“不道之道”。唯普遍人心，才能领会存在；若人心不领会存在，也不成为人心，故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
道不能停留为“无名”，停留为“无名”就没有文化创造。从无名到有名，即“道生名器”。“名器”为用，因为它是道显于其间，行乎其中的资具。人凭着对这些资具的创造、使用才有文明，才实现文化革命，才高出于动物界之上。“科学的研究”是寻找名器作为“用”之本身而有的规律，由器悟道，是中国哲学的思辨功夫，是探求器之为器的根据。
道生名器，是从人民的实践生活中生，人民的实践生活是道之家园。道不远人，道就在每个人对自身文化生命的承诺之中。无数个人都有生命承诺，就汇成道之刚健，精进的势用，称之为“辟”，与“辟”相对是“翕”，翕是道之收凝的势用，人民的生命实践就是一辟一翕之道。
人民生活在推动名器之制定时的辟之势用，是精神之力量，精神是辟的体悟，赋这种以翕才能完成名器的制度，赋理则也就是“赋形”，是让其成为“形而下者”的器。
人制作出来的器如果阻碍对道的体悟，人民生活就会失去生命力，思想家就会出来论道。通过阐发名器的精神实质来论道。思想家由于所见不一致便有种种类型，于是有竞争，便会出现“百家争鸣”。人民生活若在道中认明器的本来精神，从而找到自己的畅行之路，这种学说就成为思想的主流，成为对道之体悟的主导性表达，这时“道统”就出现了。
道统是对道之体悟的思想、概念的表达，也就是对名器精神实质的阐发。道在人民生活中，名器制作者通过制器表达对道的体悟，也即述人民生活自己的文化革命，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论道者并不能造道，也就是不能造人民生活的文化生命，但能引导，能揭明，使之不致迷失，这就是思想家的平凡伟大。火种在人民生活中，是深朴无名的“道”，述道是点燃火种，蔚成光明。
文明之危机是人的文化生命陷入衰竭状态，也是源自器之离道，离道之器残害文化生命。救之危机就要由器见道，但所见其实非道，是道统。由器见道统要用思辨的方法，也就是找出器赖以成器的根据。根据不是实证研究可以见到，因为它不是直接的事实，直接的事实是器。实证研究是由器到器，见不到器之所由。在实证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对相互作用之理解，也就是理解到“互为因果”。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最根本的行道，是人的生存，是体现人与自然源始统一人的精神的生命。道是人民生活的实践本质，实践就是行道，行道就是要创造社会世界。一切社会关系都从这个根本的行道而来，一切名器也是社会的名器，因是道形诸“形质”，所以是物质的，但实在是社会的存在物。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对相互作用之理解，也就是理解到“互为因果”。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最根本的行道，是人的生存，是体现人与自然源始统一人的精神的生命。道是人民生活的实践本质，实践就是行道，行道就是要创造社会世界。一切社会关系都从这个根本的行道而来，一切名器也是社会的名器，因是道形诸“形质”，所以是物质的，但实在是社会的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