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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胡敦荣 于 2021-6-15 20:57 编辑
我家的共产党员|我的入党经历 原创首发
三姐
父母在旧社会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共产党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他们是铁心跟党走的一代人。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最大营养,就是爱憎分明。爱党、爱国、爱人民,憎恨万恶的旧社会,憎恨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丑恶行为。“爱”开发了我们的热情,“爱”引导我们时刻要求进步。
上小学时,系上红领巾,是我的最爱。读初中,加入共青团,是我爱的平方。但我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像父母那样加入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963年,16岁的我怀揣这个愿望,考入淄博师范。这一年,许多中等专业学校都不招生,而农村的孩子考取中转是改变命运的捷径,因而报考师范的学生特别多。那年淄博师范从一千多名考生中,筛选出160人,分为四个班。在那种情况下考进师范的学生,大多是应届生中的佼佼者。我的同学个个风华正茂,精神抖擞,眼中闪烁着青春的光,似乎人人都是展翅待飞的白天鹅,而我却感到自己是憨憨的丑小鸭,与白天鹅相形见绌,我只能把那美好的愿望藏在心底。
师范崭新的生活让我这丑小鸭打开眼界,学校里丰富多彩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极大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
革命歌曲大赛,以班为单位,全班40人上台整齐列队,齐声高歌,配上大锣大鼓的助威,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牛气冲天。
“学雷锋”蔚然成风。在业余时间,人人挖空心思地做好事,好人好事如雨后春笋,班内班外、校内校外、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活雷锋。那时倘若找不到好事做,会急的抓耳挠腮。我当时是班级卫生委员,自制了一个保健箱,从学校卫生室领到一些疗治小伤小病的药,我班同学的小伤小病能及时得到治疗,这个小小的保健箱成了传递温暖的使者。
学校成立了若干业余小组:语文小组、数学小组、美术小组、物理小组、文艺队、体育队……这些小组发挥了每个人的特长,人人都有用武之地。语文组的文采、数学组的灵动、美术组的色彩、体育队的健美、文艺队的曼妙……让每个师范生在灿烂辉煌的岁月里,都活出了自己的极致。我加入了语文、数学、物理小组,然而只是饶有兴趣地参加了几次活动,就被体育队选招去。学校有规定,一切小组必须给体育队让路,我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其他小组。体育队是个吃苦流汗的地方,从山里走出来的我能吃苦,所以没辜负学校体育队对我的栽培,我的女子80米底栏,曾获过学校、区、市的第一名。
多次听党课后,我胆怯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入党”当时对我来说,只是个奢望,自己认为能踏入党组织的人,不是我这等凡夫俗子,必须是才华横溢,各方面大放光彩的耀眼之人,这种人在我周围多的是。
万万想不到,毕业前夕,学校党总支竟郑重地找我们三人(一班班长、三班班长、四班班长)谈话,告诉我们经学校党总支研究决定,让我们三人填写入党志愿书。当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我觉得自己差得很远呀!等到全校党员大会对我们的入党进行表决时,我才真正相信。
那天,全校近20个党员集中在小会议室内,个个正襟危坐,我们三人亦坐其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到嗓子眼,激动得全身颤抖,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后,党员们依次严肃发言,既肯定了我们的优点,也用犀利的语气指出我们的缺点,一句句严厉的告诫,震撼着我们的心坎。最后全体党员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我们三人入党。随后报市教育局党委待批。
我激动了几天几夜,似乎全身的细胞都刷新了,流淌的血液也进入了新轨道。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没出校门就入党了!我就要像父母一样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我感恩命运之神把这么庄严的使命赐给我。
然而,好梦不长,还没等到市教育局党委批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便席卷了我校,一夜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醒目地标出:学校党总支是一条“黑藤”,三个候补党员是黑藤上结的“黑瓜”……文革中一旦沾了“黑”字,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三年来,我校只发展了这么三个“候补党员”,这是人人皆知的事,自然“黑瓜”也是人皆唾弃之人。很多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天天低头认罪,我们三个的待遇仿佛比他们好一点,所以“革命勇士”为了彻底搞臭我们,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宣布开除我仨的党籍,我从幸福的巅峰一下跌进痛苦的深谷。
不管怎么折腾,我的心中始终认为,学校党组织在大是大非上没有错误。我的班主任是党支部成员,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宅心仁厚,正直慈祥,对全班同学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想让我颠倒黑白地揭露他、反咬他,是绝对不可能。因此我是又臭又硬的“铁杆、钢杆黑老保”,属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顽固不化。
尽管乌云遮天,但我并没彻底绝望,我的心底在盼,盼望拨云见日,盼望拨乱反正。为了表示我对党的忠心,我为自己起了个别名“忠党”。商量婚事时,我提出把我们大喜的日子定在七月一日。
因文革我们推迟一年分配。分配之际,同学们千方百计地要求进工厂、留城市,我与好友秀兰自愿要求到大山深处工作。我分到只有19户人家的小山村,教着周围七个村的学生。没有宿舍,住在学生家;没有食堂,村里安排一户农民给我做饭;一节课教三个年级的课程;周日便深入到贫困学生家访问;每月半斤油,我几乎没用过,全送给了五保户;我一天三顿煎饼咸菜……在山里教学近五年,我得到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信任和尊敬。
1972年,我调进城里的学校。我的党籍问题一直没有结论,我不死心,写信到处询问,一直问到《红旗杂志》,得到的回复是“因手续不完备,不能算正式候补党员,应向所在单位党组织如实汇报,从头重来……”唉,因了“候补党员”,文革中我被的搞得遍体鳞伤,最后却是一场空!
此时,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刚刚恢复,党支部书记是一位转业的荣誉军人,他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戴着假肢勤奋工作。尽管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打击,却无法改变他那正直无私,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品行。他非常重视我的入党问题,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多处外调,党支部认真讨论研究,决定让我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大会通过并上报公社党委。我于1973年正式入党。
我入党了!从19岁填写入党志愿书,到26岁已为人母时才真正踏进党的怀抱,七年的炼狱终于修成正果。我悲喜交集,无限感慨,感恩我在入党路上遇到的所有好人。
多年来,我教过小学一年级、教过初中、高中,当过校长、坐过机关。不论在什么岗位,我一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不忘初心。今生今世我没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从没失掉一个
共产党员应有的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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