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官可用”刘大绅

于光杰

     清代济南府新城县县令中，云南籍人刘大绅是其中极具贤德之干吏，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
    《清史稿》载：“刘大绅，字寄庵，云南宁州（今华宁县宁州镇）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四十八年（1783年），授山东新城知县。连三岁旱，大绅力赈之”。其就任新城知县时，正值新城连续三年大旱，饥民遍地，民不聊生。刘大绅悯恤民艰，昼夜操劳，带领新城民众，殚精竭虑抗旱救灾，同心同德发展生产。他深入民众，奔走远近，与百姓同饮野沟之水，共曝炎炎烈日，披星戴月并肩抗灾。旱情严重的时候，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买米施粥，救活了许多饥民，深受新城百姓的爱戴。因其捐米抚恤，躬亲劳瘁，新城民免流亡，四境宁谧。“邑有流亡愧俸钱”，刘大绅以此作为自己为父母官之铭言。民国《重修新城县志》载：“刘大绅……廉慈公正，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公之为治，凡有利于己者一无为，有利于人者无一不为也”。遇有灾荒之年，大绅具呈上报，请得上面同意，开仓放粮赈灾。其时，县衙具册，灾民领赈，大绅监赈，粮米悉数发放于饥饿之百姓，做到了“官不染指，吏无余润”。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刘大绅调任山东曹县，新城县百姓数千人堵塞道路，肯请大绅继续留任。正遇钦差大臣等朝廷大员途径新城，准民所愿，遂得以留任一段时间。是年秋离开新城赴曹县任时，新城士民感其恩德，为之绘有《遗爱图》二十幅，生动传神地绘出了他的诸多感人事迹之情景。新城张希平在《桓台遗爱图叙》中写道：“明府治邑三年，德洽而民和，岁频不登，民有饥者不以为弗饱也，有寒者不以为弗温也”，（新城士绅民众）“闻公留则喜，欲去则戚”……“前乎此无有是也”。真是前无古人啊。及至到了曹县，其旱灾比之新城更为严重。据《清史稿》载：“大绅方务与休息，河督檄修赵王河决堤，集夫万馀人，以工代赈，两月竣事，无疾病逃亡者。”刘县令正苦思何以抗旱救灾，以求得与民休息之办法，河督令征调当地万余民工修缮赵王河堤，遂成以工代赈之美事，使公（水利工程）私（妥善解决民工吃饭问题）得以兼而顾之。两个月顺利竣工，没有患病或逃亡之人。接着河督又令收缴修河稭料三百万斤，大绅以时值秋收之故请求暂缓，却遭到河督大人的严厉斥责，将予以治罪，大绅请求宽限十日。曹县百姓听说，争先恐后运送交纳稭料，未到十天便交足了三百万之数。某日，刘县令到民间查访，听到民众议论当前卖粮行情不好而田赋交纳日期已近的说法，大绅对他们说，等到粮食卖得好价钱再交田赋也不迟啊。此话传到上司那里，上司责怪他擅自缓征田赋，派得力官员代征。曹县百姓怕失去刘知县这样一位好官，又是争先恐后地交纳田赋，等到代征的官员到达之时，全县的田赋已交纳完毕。《清史稿》又载：“大吏因责徵累年逋，久倘不足，终以代者受事。民益恐，昼夜输将，不数日得三万馀两。初，大绅以忤上官意，自劾求去，民环署泣留，相率走诉大吏。適大吏有事泰山，路见而谕止之，不得去。至是密自申请，民知之，已无及，乃得引疾归”……清嘉庆进士、山东潍县人刘鸿翱之先君与大绅称相契，尝问公施何德于民，而民情如是？刘县令笑而不答（刘鸿翱：《刘青天传》）。
      乾隆五十八年，刘大绅补文登知县。正值新城修城，朝廷大员遵照新城县士绅民众所请，命大绅负责督工。逾年得以顺利竣工，但大吏“寻以曹县旧狱被议，罢职遣戍”。构织罪名陷大绅，将其削籍戍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新城、曹县两县百姓自发捐款赎之，方以得脱。嘉庆五年，有大臣以刘大绅操守廉洁、德才兼备、深受百姓爱戴推荐他，补为山东朝城（即今聊城莘县）知县。期间朝城水患，刘县令据实呈报，却受到了上司的责难，百姓感恩大绅，虽然田赋没有得到减免，却也没有怨言。民众食不果腹之时，大绅一如在新城县时，下令开仓放赈，得到了朝城百姓的拥护。刘县令看不惯官场之污浊，以病为由欲辞官归隐田园，却被调任青州府海防同知，嘉庆八年（1803年）擢为武定府（治所在今惠民县）同知。《清史稿》载：“捕蝗查赈，并著劳勚”。职武定府时，遇有蝗灾，大绅亲率吏民到田间捕杀蝗虫，又遇黄河水灾，大绅奉命查灾赈济，鞠躬尽瘁，造福百姓，有巡抚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前不久，云南玉溪两位记者到华宁县高茶寨村探访刘氏祠堂时，在刘大绅的二十代孙家中，见到了传闻中的“好官可用”匾额。匾额红底金字，其右刻“嘉庆八年五月二十日奉”，左刻“山东武定府同知臣刘大绅恭纪”，中刻“好官可用”四字，四字中间写有“朱批”两字。
      嘉庆十年（1805年），大绅以母老终养归。回到宁州后，他在城西五里许的青龙潭西自建茅屋居住，取名“潭西草堂”，自号“潭西老人”。据资料记载，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813–1820年），云贵总督柏麟聘请大绅担任昆明五华书院的山长，自此其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国为民培养栋梁之才，滇中一些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很多出自其门下。他的学生中戴炯孙、杨国翰、池生春、李于阳、戴淳五人世称“五华五子”，《五华五子诗抄》即由大绅选订并为之作序。
      早年任新城知县时，刘大绅淡素俭约，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衣食住行如同寒士。地头田间，街头巷尾，村头学舍，或谈古论今，或谈诗论画，或诚求民隐，或访问疾苦，到处都能见到刘知县劳碌不倦的身影。其律己笃行，造福民生，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对百姓拳拳一片赤诚之心，对文道端庄读书之人以礼相待，对古代贤哲至为推崇，给新城士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他的事迹。新城人张象津在《寄庵诗钞序》中评价其“行巳敬恕，而居官廉慈，是其情性然也”。据志书记载，乾隆年间，新城知县刘大绅，得知“（县）治东南，花（山）、铁（山）两山间有前贤万章（孟轲弟子）墓，岁久荒圮，单骑往返百余里，访得其处，为封土立石（碑）。”大绅与新城士人交往甚笃，咨询治道，择其善者而从之。当年，他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新城诸生，以经史诗文相教授，强调以经史为本，以古代贤哲为榜样，文道统一，学以致用，使学风大变。其被“罢职遣戍”之时，新城士民皆竭尽全力捐资以赎，张象津就曾因此债台高筑，以至于未能按时偿还而避之津门。
      刘大绅是清嘉庆、道光时期的著名诗人，其诗主要以陶为宗，真挚朴实，亦能博采众长，“出入于储、孟、韦、柳”诸家。大绅尝有言曰：“诗之有大家也，盖合一世之诗人以为言，且合千古之诗人以为言也。”他的诗歌主张不“为技”而“为道”。如果只“为技”，其诗仅仅“研声病，究格律，探风气，窥好尚，以取悦人耳目”而已。他一贯主张“终不得以技而废乎道”，此“诗之本也”。观其诗作，“有古来诸家之长”，“有为而作，有托而寄，直抒胸臆，不假装饰”。比如《午后行田闵》诗：“河水东流不复回，老夫彻夜自悲哀。日长莫枕锄头睡，门外催租吏早来。”农人疾苦，田赋之重，跃然而出纸上。再如其《孤山》诗：“远忆孤山上，无人有明月。荒林绝虎迹，晚饭饱鱼羹。醉数雁千点，卧闻钟一声。邀游及此日，秋水片帆轻。”田园风光，山林野趣，归隐之状，惟妙惟肖。刘大绅著有《寄庵文抄》、《寄庵诗抄》等，其在世时共选刻二千五百余首。其文章在《清史稿》中选有《哑孝子传》。其中，《寄庵诗抄》由新城名士张象津于嘉庆八年为之作序。
      大绅卒后，祀名宦祠。

辽阔之海

这样的好官让人赞叹。也都是现在人学习的榜样，祝福

于光杰

辽阔之海 发表于 2016-9-30 08:39
这样的好官让人赞叹。也都是现在人学习的榜样，祝福

感谢版主关注，以古观今，百姓期盼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