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宣大边外说兴亡（转）

桓台作协

     按：王象乾，山东桓台人，生于1546年，卒于1630年，曾官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署理吏部尚书。然《明史》无传。浏览得《乌兰察布文化研究》文章，叙及象乾事迹。不惟传播乡贤事迹，亦能普及历史。特录，以飨文友。

宣大边外说兴亡

发布时间：2013-06-09 16:17     作者：文化促进会    ——原载《乌兰察布文化研究》

    网址：http://www.wulanchabu.gov.cn/information/whyjcjh742/msg117753712592.html

    1628-1635年，明朝、爱新国与插汉儿的故事。
                                引子
    1628年（崇祯元年）3月，正值春寒料峭的时节。
    塞外。沿着明朝嘉靖年间修筑的那道明长城的外侧，一支插汉儿（清译察哈尔）军队，他们头戴红缨帽，内穿柳叶明甲瓣子盔，举着一杆黑缨大坐纛（旗），自东而西滚动而来，蒙古人的马蹄声隐隐若天边的惊雷，所到之处大地在微微颤抖。在这队骑兵之后是蒙古人行军或游牧大迁徙时常见的景观：骑兵后面是长长的的勒勒车队，勒勒车队后面是驼队，驼队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马牛羊群，马牛羊群的后面及其左右两翼是插汉儿蒙古的主力骑兵。
    这支浩浩荡荡、亦军亦民的行军，当他们行至宣府—大同边外的大青山脚下，行至海流图河（今河北张北县境内）行至鸳鸯河，行至后河（东洋河上游），行至威宁海子（今察右前旗境内的黄旗海子及兴和县境内的涝利海子等一连串湖泊的总称）时，他们的大汗，一个影响17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插汉儿蒙古大汗林丹汗一声令下，大军停止行进，就地安营住牧。
    就是这一声令下，插汉儿西征的马蹄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四年多。

               上 篇：青 山 夕 照

    插汉儿，清译察哈尔。明嘉靖后期，插汉儿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继位后，“因受到其从父俺答汗等欺凌与逼迫，以及水草不丰而举部东迁”①，东迁至兴安岭东南辽河以西，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地域游牧。《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三、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条）：“擦汉脑儿，原系元裔，住牧旧大宁熬母林等处，部落繁衍，介在蓟辽之间”。旧史多称其插汉、擦汉、察汉儿、擦汉脑儿。《明史》在行文中称“插”或“插酋”。
    林丹汗（1592——1634）又称陵丹汗，亦称库图克图。明代史书多称其虎墩兔憨，今译林丹呼图克图汗。《明史·鞑靼传》载：“虎墩兔者，居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俺答方强，俱（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蓟西，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②。察哈尔蒙古大汗是全世界蒙古部落的宗主。林丹汗是察哈尔蒙古末代大汗。
    爱新国，由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创建。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崇祯九年（1636）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子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清，改元崇德，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到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期间二十年，研究清史、蒙古史的部分学者将这段时期的后金政权称之为爱新国。
    本文为行文方便，对察哈尔统称为插汉儿，后金统称为爱新国，皇太极称帝后称清。
    插汉儿蒙古西征期间，从1628年3月至1632年5月，主要驻牧在宣府—大同一线长成外侧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这一区域。其中，河北尚义县—内蒙兴和境内的大青山，及兴和县南部的大南山脉（桦山山脉）是插汉儿蒙古驻牧的核心根据地。
    插汉儿蒙古在宣大边外驻牧期间，它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地恢复插汉儿与明朝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前提是：首先，明朝必须尽快恢复开放边关口岸与插汉儿人进行茶马交易，以期补充插汉儿单纯且脆弱的游牧经济。其次，恢复插汉儿在辽东时与明朝政府达成的明政府每年给插汉儿四万两白银为“岁币”的抚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丹汗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节与明朝地方官员进行交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给明朝宣大一线施加军事压力。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须简要回顾一下插汉儿在西征前与明朝的关系。
    辽东的爱新国崛起之前，游牧在兴安岭东南半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与辽河流域的插汉儿蒙古是明朝政府在军事上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正因如此，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一地逐渐坐大。等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明军惨败。此战明军死伤将领三百一十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多人。从此，辽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单纯的明蒙两极对抗变成了明朝—爱新国—插汉儿三足鼎立之势。当时明朝颇有几个有战略远见的地方大员，如辽东经略王在晋、宁前道袁崇焕等都主张对插汉儿应改变以往的战略方针，明与插汉尔蒙古应由过去的战略对抗关系转化为战略合作关系。宁前道袁崇焕在给天启皇帝的上疏中详细分析了明朝、爱新国、蒙古的三方关系，并提出朝廷应采取之对策：“虎（林丹汗）带甲可数十万，强与弱、奴（努尔哈赤）非虎敌；然奴百战枭雄，虎无纪律，乱与整，虎又非奴敌。臣故亲出，厚遣其领赏之人，嘱其无与奴野战，脱有急，移与我之近边，彼此声势相倚。量虎感皇上多年豢养之恩，且自图存，必不折人而奴。……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插汉儿），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③ 朝廷采纳了袁崇焕的意见。天启二年（1622）八月，明朝经略王在晋遣使与林丹汗使臣贵英恰盟誓。盟词曰：“愿助兵灭奴，并力恢复天朝疆土。若奴酋兵到，憨（林丹汗）兵不到，断革旧赏；倘奴酋通赂，背盟阴合，罹显罚，盖指天为证矣”。④ 由此，明朝与插汉儿正式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明朝以区区四万两白银的“岁币”换取插汉儿这个强大的盟友，对明朝而言这是一个极富政治、军事远见的正确选择。但是，好景不长，时隔四年，辽东发生的两场战事，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使明朝与插汉儿的战略合作关系出现了危机。
    天命十一年丙寅，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统率13万八旗劲旅，号称二十万，大举攻明。宁前道袁崇焕孤卧宁远，“守坚城，用大炮”进行反击。二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身受炮伤，下令撤兵。明朝称此役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因功授兵部侍郎，辽东巡抚。八月初七努尔哈赤伤重不治，在距沈阳40里的一个地方病逝。九月初一，皇太极继承父业，登上了爱新国汗位宝座。
    天聪元年，丁卯，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五月。
    皇太极亲率八旗劲旅攻明。十一日，八旗兵抵达明辽西重镇锦州城下，包围锦州。锦州明军赵率教部拼死抵抗，爱新国伤亡很大。皇太极转攻辽东另一重镇宁远，遭袁崇焕部猛烈反击。爱新国军队再遭重创。六月五日，皇太极下令撤军。是役，明朝称“宁锦大捷”。六月六日，袁崇焕向朝廷报捷，写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天启皇帝回应说:“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峰”！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其次是监军太监，再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之流，就连魏忠贤四岁的从孙魏鹏翼都进封伯爵。袁崇焕的奖励是官升一级，赏银三十两。几天后，在魏忠贤的指使下，御史李应荐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宁锦大战中不援锦州，说他“暮气”很重。几天后，袁崇焕黯然离职，回广东东莞老家赋闲。
    天启七年十月，林丹汗率部一举击破与爱新国有同盟关系的蒙古喀喇沁部，然后举部西征，在得胜堡（距丰镇市东南四十里，今属大同市新荣区）边外大战土默特，袄尔都司（今译鄂尔多斯）等五路台吉，血战“赵城”（赵城即昭城，有昭庙的地方，实指今呼和浩特）。然后回师开平府（故元上都，今锡盟正蓝旗境内）。崇祯元年三月驻牧宣大边外。
    上文提到插汉儿西征驻牧宣大边外大青山一带时，急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要求明朝尽快开放诸如张家口、新平堡等处，双方通商互市；二是要求明朝兑现每年给插汉儿四万两白银的“岁币”。但是，其时明朝从中央到地方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玩了七年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驾崩。天启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是为崇祯帝。崇祯登基伊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肃清阉党，整顿朝纲这件事上。从天启七年十二月份开始，直到崇祯元年三月份始将朝廷中的阉党“一网打尽”。而这个时间正好是林丹汗西征驻牧宣大边外大青山一带的时间。崇祯在清除了朝中的阉党之后，辽东和宣大一线的边事始浮出水面，成了朝廷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宁锦大捷”后，明朝几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家如孙承宗、袁崇焕相继离职。这样，林丹汗离开辽东故地游牧于宣大边外就被明朝认为插汉儿与明朝的同盟关系不复存在。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林丹汗的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了。
    1628年（崇祯元年）5月，林丹汗派遣使臣贵英恰宰生（宰生相当于汉语中的宰相）到明朝宣府新平堡谈判被明将诱杀。贵英恰事件成了插汉儿对明朝发动战争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林丹汗一怒之下决定以战求和。一时间，宣大边外鸣箭传令，鼓角连营，战云密布。插汉儿在今兴和县店子镇一带完成集结，然后一举突破明“边”，马踏西洋河，“间道”马道沟，直捣阳和（今山西阳高）、大同。
    崇祯元年六月十三日，兵科奉旨抄出钦差巡抚宣府等地方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检都御史李养冲的一份题稿，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崇祯的案头。该题稿称：“虏情万分紧急，粮草一时难供。”“数月以来望眼欲穿而马价无消息也，解运中断而缺饷至五阅月也”。“阳和，大同之间虏遂乘虚入犯，万马奔驰，各堡惊惶。有报拉去墩军者，有报围定墩台者，有报以数十骑引诱而大兵伏在山沟者。”⑤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则称：“（崇祯元年，1628）插酋入犯大同，总兵渠家祯闭门不出，任其杀掠”。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汹汹，六部科道、御史纷纷弹劾大同总兵渠家祯。林丹汗饱掠阳和、大同之后，挥兵退回宣大边外。渠家祯的辩疏也送至兵部，送至崇祯的手上。崇祯看后示之内阁，阁臣讲：“大同失事甚伙，家祯拥兵坐视，岂能逃罪？”倒是崇祯讲了一句较为公道的话：“督抚如何令千余兵马，便要去敌插酋十余万众？渠家祯既有罪，督抚作何事？”⑥结果，大同总兵渠家祯，巡抚张翼明“论死”，以宣府出生的蒙古人满桂代替渠家祯出任大同总兵，⑦以张宗衡代替张翼明出任大同巡抚。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那个在“宁锦大捷”后有功不赏，反遭弹劾的广东人袁崇焕带着一脸风尘参加了崇祯登基后召开的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平台召对”。崇祯与袁崇焕君臣二人共同确立了守辽方略，然后袁崇焕马不停蹄地驰往辽东。临行前，袁崇焕推荐了一个名叫王象乾的八旬老翁出任宣大总督。
    王象乾走马上任。他提出对宣大边外的插汉儿进行“抚赏”的方略，但遭到朝廷众多大臣的质疑。据文秉在《烈皇小识》中的说法：“属夷出马，中国出綵缯，互相贸易，名曰：‘马市’”。又说：蒙古（插汉儿）部落中，马驹初生下来，就把其母拴在山顶上，如果初生的马驹能够一口气飞跑上山顶，蒙古人就把这匹小马驹留下来当作战马；如果马驹跑到半山腰就跌仆于地，蒙古人就把小马驹杀死吃肉；如果马驹身体虚弱，根本不能跑者就养大了卖给明朝。针对这种情形，王象乾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明朝政府不再购买蒙古马，但要根据插汉儿每年惯例卖给明朝马匹的数量，折合其价格的一半送给插汉儿，以补插汉儿在“马市”中的损失。王象乾的这一主张遭到以少司马申用懋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反对。申用懋讲：“虏所市马，诚不堪用，然每岁征马以万计，於虏不可无少损，且以币易马，尚有名可举，今无故敛缯币与之，去岁币几何，毋乃为朝廷辱乎？”但是，明朝既不开马市与插汉儿易马，又不给插汉儿的损失，实在是讲不过去，于是申用懋又提出一个近乎完美但却不合实际的主张，与插汉儿开市易马可以，但插汉儿必须将大明故地如泰宁卫等地方归还大明。他又天真地推测插汉儿肯定不会将这些地方归还明朝（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泰宁卫等地已非插汉儿占据），那么，明朝就有理由拒绝与插汉儿重开马市了。申用懋的这一主张，听来冠冕堂皇，站在大明王朝的立场上，实实在在地维护了大明王朝的“天朝国威”。  

    但是，人们如果用理性的阳光驱散历史的迷雾，站在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段历史时，不难看出，申用懋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地点，针对一个错误的敌人，发表了一个错误的高论。试想，这事如果发生在大明帝国开国之初，如洪武年间，如永乐年间，还用得着大明君臣耗费这番心血吗？一个“打”字不就全部了结？但是，时代不同了，大明王朝这部老车已经驶过了260年，到崇祯朝，用传统的说法叫“明季”，就是说一个王朝行将就木，它的生命已经进入黄昏时刻。此时，申用懋们用如此逻辑对待一个盟友、一个战略伙伴，实在是没有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首要问题”。
    面对朝廷这一群昧于时事，不知变通的大臣们的反对，八旬老翁王象乾无奈之下，不得不“奉旨”前往辽东与袁督师会晤，共同磋商宣大边事。于是当时中国最具战略远见的两位封疆大吏在辽东“碰头”，然后达成共识：“抚赏”插汉儿。《明史·外国八·鞑靼》：“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⑧就在朝廷按照袁王二人的战略构想决定抚赏插汉儿蒙古的时候，大同巡抚张宗衡依然上疏明确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决心已定。“（宗衡）疏入，帝是象乾议，诏宗衡毋异言”（同上）。
    崇祯元年（1628）秋，明朝正式确立了“抚赏”插汉儿蒙古的国策。具体内容为：1.明朝每年送插汉儿蒙古八万一千两白银的“赏金”；2.明朝在宣大一线如张家口、新平堡等地与插汉儿开市易马。插汉儿以蒙古马、牛、羊、驼、盐交换明朝的粮食、布匹、茶果、药品及炊具等物品；3.林丹汗须约束插汉儿部众不得犯掠明边；4.必要的时候插汉儿出兵相助明朝打击共同的敌人：辽东的爱新国。
    崇祯二年（1629）正月。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庆贺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国泰民安。塞外，草原上的插汉儿正在欢度查干萨日（白月节），白月节刚过，林丹汗率部众刑白马、斩乌牛，在大青山上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祈求“长生天”护佑插汉儿人安康幸福、羊肥马壮，护佑插汉儿与明朝顺利通商互市。
    三月，插汉儿与明朝正式达成协议并在张家口、新平堡等地开市易马。
    开马市喽！草原上的插汉儿部众奔走相告！
    开马市喽！宣大边内的边民们欢欣鼓舞！
    开马市喽！紫禁城内的君臣们面带春风！
    开马市喽！朝廷内轮值的六科给事中庄重地在《崇祯实录》中记下了十个字：“是月（三月），插汉虎墩兔憨纳款”。“纳款”就是明朝按既定的方针“抚赏”插汉儿蒙古。
    这真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确切地讲，崇祯皇帝的这一决策成了明朝继“隆庆和议”之后又一个改变明蒙关系的转折点。
    明代终嘉靖王朝，草原上的土默特蒙古在其君长俺答汗的统领下，不断扰掠明边，要求明朝开放长城口岸与蒙古通商互市。直到隆庆五年（1572），在地方督抚如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努力下，在朝廷内阁辅臣如高拱、张居正的运筹下，明朝与土默特蒙古终于达成了“隆庆和议”，为明朝赢得了宣大一线乃至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六十多年的安定，长城内外的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实现了蒙汉双赢，共同繁荣的历史新格局。
    崇祯二年，明朝“抚赏”插汉儿的重大历史意义：
    一、明朝付出极小的代价为它赢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战略上有效地牵制着雄踞辽东的爱新国。崇祯二年（1629）十月初二日，皇太极亲统十万大军“残掠”明朝，首次绕过山海关，取道蒙古进攻内地，史称“入口之战”⑨。二十七日，爱新国军队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逾过边墙，进驻洪山口城。十一月初三，爱新国军队攻占遵化。初九日，远在“关宁锦”前线的袁崇焕闻讯，指挥关宁铁骑的主力回师北京“勤王”，进驻蓟州。二十六日，皇太极率兵直逼北京城。熟读《三国演义》并以此为军事教科书的皇太极重演了一出“群英会蒋干中计”。巧设政治陷阱，陷害袁崇焕。崇祯中计。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见袁崇焕，并命锦衣卫将其逮入“诏狱”。1630年（崇祯三年）正月，皇太极率军撤离北京，由通州开始东归，连下迁安、遵化、滦州、永平四城。二月，皇太极率主力撤退，留下阿巴泰等贝勒戍守滦州等四城。
    皇太极率主力回师沈阳后，祖大寿指挥关宁铁骑与林丹汗派出的一万多插汉儿骑兵协同作战，相继收复迁安，遵化等四城。四月十四日，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一份题稿称：“据蓟门报，插遣兵截奴于大安口，原欲分奴所有”。就是说林丹汗派出军队按照明朝“抚赏”插汉儿的协议协助明军与爱新国作战外，还在大安口外趁火打劫、抢掠爱新国军队的战利品及其马匹等物。
    崇祯四年（1631）二月，林丹汗得到消息，皇太极准备再次“残掠”明朝，于二月初五日，派遣一个叫武刀儿计的外交使节到宣府向明朝通报军情，并提醒明朝注意防范，“密说，奴酋传令各部夷人急备吃食牛羊，不日近要入犯蓟镇一带。我王子说，两家即是一家，专差我预先报知。里边可多设枪炮，着实防他等语”。
    二、它为明朝在宣大一线赢得了四年的安定。林丹汗主动约束部众不得“犯边”、“盗边”；明军也没有出塞“烧荒”、“捣巢”、“捉生”。长城两边相安无事，为长城内外蒙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崇祯四年（1631）二月，在柴沟堡，万全右卫两地发生了“守口夷人”盗边的事件，明朝派人到张家口与林丹汗部属圪炭色力倍等宰生进行谈判。二月二十七日，林丹汗当着明将王总镇的面杀死了多次盗边的肇事者。
    三、自从林丹汗西征，明朝与原土默特蒙古在宣大一线的“马市”一度中断。但明朝在崇祯二年“抚赏”插汉儿蒙古的国策使插汉儿蒙古替代了土默特蒙古成了明朝新的贸易伙伴，使一度停顿的蒙汉两族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崇祯二年（1629）七月十四日，宣大督师王象乾的一份塘报称：本月初十日申时，有大赵、二赵、民安大、黄举因等出口（张家口）前往插汉儿驻地送“迎风宴”，“见得王子营盘捉马，甚是惊惧。有守备甄祥问守口夷人，密说：东边有奴酋，跌儿半口肯……各酋聚兵同来，声言要犯插汉儿等情。王子着实慌张，遂起帐上马，望来踪，迎堵去。讫仍留营尾头目解生一名，帐房俱各安扎在边、其逐日应有互市买卖，俱照旧规遵行，并无阻滞。上西路（新平堡）参将王慎德、张家口守备刘惠禀报相同节禀到。职案查插酋祭天开市日期已经塘报外，今又赴口领宴交易、俱遵旧规举行。偶因东奴等酋举兵相加，率众迎堵、水火之势已见，胜负之分在即”。从王象乾这份塘报内容来看，尽管草原上各部落之间战火纷飞，但插汉儿人仍始终保持着与明朝的互市贸易。
    统观崇祯一朝，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崇祯登基伊始，清除朝中的阉党黑势力，用当代语言表达就是铲除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政治黑社会，使崇祯新政气象为之一新。这件事，大凡研究明史的学者都为之津津乐道、交口称赞；第二件事就是“抚赏”插汉儿蒙古。但这件事似乎为研究明史者所冷落，说来殊为可叹！
    大明王朝这辆跑了二百六十年的老车，因“抚赏”插汉儿蒙古国策的实施仿佛又添注了几许新动力。

                                                                         （作者：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