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进京

文坛

作者：孙丰深
               

初进京城

1965年7月，我们正在车由岛建码头，营部来电话要我把在报刊发表过的文学方面的稿子报到要塞区宣传处。”指导员王德胜说：“这事，我估摸是件喜事。”过了段时间，比较明朗了，真是件喜事，要塞区选我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后来听说，要塞区分到一个代表名额。让谁去？当时的人选有七八个人，只我一人是个大头兵，但要塞区宣传处偏偏选中了我。

11月12日，给我连送肉、菜的运输艇来了，我告别了战友们，乘这艘船来到了南长山岛，到宣传处报到。邹立德干事和严振宇干事叮嘱了我一些去京的注意事项，让我先到济南经二路小纬二路的军区招待二所报到。

这次济南军区出席大会的代表共9名。11月23日午夜，我们从济南登上列车。这趟车是从上海到北京的特快。一上车，我们便发现车厢里的旅客，除了昏昏入睡者，醒着的人几乎每人都在看一张报。我瞥了一眼邻座的一位老年乘客手里的报纸，见黑体标题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十分显眼，作者是姚文元。我借过来随便翻了翻，认为是一篇学术性文章。自己正被第一次进京而高兴得晕晕然呢，哪有闲情阅读它。

那时候，我一个小战士，太小看了这篇文章。几个月后我知道了，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信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躲在上海写就了这篇黑文，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然后把成百捆的报纸搬上了上海通北京的特快列车，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乘客当了无辜的传播者。

车进北京站时正是早晨，当我们9人浴着初冬的艳艳的阳光走出北京站时，见一旁赫然立着个“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接待站”的大牌子。总政文化部的一个中年同志已在等候我们，他显然和我们济南部队领队邝富荣干事非常熟。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便让我们登上了三辆小轿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轿车。

轿车沿长安街向西行驶。我对邝干事说：“经过不经过天安门？”邝干事点头说经过。“到那里时你可要指给我看啊！”邝干事笑笑，出租汽车司机也笑笑。不一会，我便从车窗里看到了早已在电影里、画片上熟悉的天安门。经过时，司机有意识地放慢了车速，让我多看几眼。
这位中年司机自动当起了导游，他慢慢开着车，一边说：“左边，是人民大会堂。”“右边，是中华门。”

我们住在总参招待三所。这里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的西翠路、翠微路附近。在这里住的，除我们解放军代表团外，还有中南区、铁路、中直机关代表团。

这次大会是由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的。大会会场在全国政协礼堂。代表1000余人。
开幕式那天，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顾大椿等，有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当时她已是满头银丝的老太太。还有老舍、刘伯羽、严文井等人。11月29日，代表们听了周扬同志作的大会主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个报告，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66年3月号上。

解放军代表团199人，代表团会务组的同志讲，这次解放军代表团有三个年龄小的同志，一个是我，一个是武汉部队的，还有一个是昆明部队的，年龄都是21岁。我见过那二位，武汉军区的那位和我一般高，昆明那个排长是布依族，比我还矮，但他的月琴确实弹得漂亮。战士诗人邢书第不无羡慕地说：“这小伙计，长得个头不怎么样，可这月琴一弹起来，肯定会招蜂引蝶的。”

总理接见

1965年11月28日，是个星期天，大会决定放假。8点多钟，大轿车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金水桥旁，规定好中午11点半在这里集合，再乘车到定陵去。我在故宫走马观花地逛了逛就出来了，因为我想在天安门前照张相。在这里照相的是大北照相馆的师傅，照相要排队，大约排二十人。

照完相后，我匆匆来到集合地点，见地下竖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各部队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的同志，下午不再到别处参观，回住地开会。我们乘车回到了三所。两点半钟，会务组让紧急集合。大家上了汽车后，会务组的同志上车来说，车上的每个同志检查一下有没有带刀子、枪支的。一车人都答没有，车子便开动了。

此时，我们已知道是有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车子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西门，只见已有许多人在台阶下等候。我们排好队，依次走进大会堂。在门口，有几个穿蓝制服的的人检查我们的会议出入证。见过世面的60军的罗祥兴说，这些人都是北京警卫师的。走进大会堂一看，嗬，高大宏伟，富丽堂皇。脚下是厚厚的的红地毯。

来到一个大厅里（后来知道是宴会厅，是党和国家开大型宴会的地方），宴会厅到底有多大，说不上来。但这次被接见的三拨子人；约计近三千人，只占了一个小边边，整个大厅仍显得十分空旷。

宴会厅里早摆好了台阶式的铁椅子，我们都在铁椅子上站好了位置。四点来钟，忽然有人开始鼓掌，整个大厅里的灯光骤然间更明亮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叶剑英、贺龙、杨尚昆、谢富治等中央首长缓缓走来。

第一拨子被接见的是左首的中央团校的，第二拨子是接见我们。中央首长来到我们这拨子跟前时，因为我在正中央的第四排，所以首长们说的话都听得非常清楚。周总理笑吟吟问我们：“你们是哪一帮子？”意思是哪个会议的。叶剑英元帅打着哈哈说：“这是我们那些作家们，耍笔杆子的。”周总理同叶剑英开玩笑：“你不也是业余作家吗，写诗的。”杨尚昆正儿八经地说：“这是出席全国青年创作大会的同志们，是咱们文学事业的接班人。”走在周总理旁边的朱老总步履已经有些蹒跚，没有说话，只是慈祥地望着我们，正好和我的目光接触。我注意到，老总的国字型脸膛上已有了老年斑。

这时，照相师傅呼喊着：“大家不要鼓掌了，准备照相了。”掌声停下来了，在我下面反放着的两把椅子此时已正了过来，周总理和朱老总坐下来，首长们都依次坐好。照相师傅用大型轮转相机“哒哒哒”转了一遍，又“哒哒哒”转了一遍，照相便结束了。首长们起立，向我们招着手，鼓着掌，缓缓地向中南区京剧汇演的队伍走去。

听彭真作报告

12 月10日，吃过晚饭后，全体代表来到政协礼堂，听彭真同志的报告。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当时都说他是中央第九号人物。

在热烈的掌声中，彭真在胡耀邦、周扬、胡克实、刘白羽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主持。彭真在走上讲台时笑容可掬，无拘无束，回头和胡克实开着玩笑，他对台下的大家说：“我和他是冤家对头，昨天是“12•9”，他把我抓了去，今天，他又把我抓到这里来了。”他这样作了开场白，一下子和我们拉近了距离。

他站着便开讲。他的个子高，麦克风低 ，他讲话时要躬着腰。一位女工作人员走过去两次，请他坐下讲，他摆摆手，没有坐下。又讲了一会，一位男同志来到讲台旁，又请彭真坐下，并说：“彭真同志，你站着讲后边的同志们听不清楚。”彭真一怔，笑笑说：“后边听不清楚？那我只好坐下讲了。”他一气讲了三个半小时，我们回总参三所时，已是午夜。

他的三个半小时的讲话内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末尾的一段。在讲话快结束时，他提高嗓门，十分动情地说：“同志们，你们准备好，我们要和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一仗。除非是把北京炸烂了，把大会堂炸烂了。炸烂了北京没什么，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等我们胜利了，我还是北京市市长，我和大家一道把北京建设得更好！”

彭真是面对面和苏联修正主义斗争过的，以邓小平为团长，他为副团长的代表团曾赴莫斯科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进行过艰苦的斗智斗勇的谈判。

天山和雪山的朋友

大会期间，有时为了活跃气氛，组织了几次晚会。有一次，新疆军区的阿不都热西提上台，一边弹奏乐器，一边唱歌，歌的名字叫《歌唱王杰》，他的歌声带着明显的维吾尔族语调，满含深情，像天山的牧羊人唱的那么悠扬动听。他弹奏的乐器叫热瓦甫，像三弦一样的乐器，但热瓦甫是五根弦，是他从新疆带来的，天天不离身，就是开大会也带在身上，据说这是大会会务组特批的。大家都很喜欢他，一到会间休息时，我们便往他跟前凑，听他弹热瓦甫。有一次，鲁堆格桑悄悄地说：“阿不都热西提，你弹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大家听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此时电影已被批判，剧中的插曲当然也在禁唱之列。他笑笑，摆摆手，不敢。鲁堆格桑是个藏族老兵，昆明军区的文化干事，他不罢休：“轻一点弹嘛，轻轻的。”我们都怂恿他。四周的战友围成个密密匝匝的人圈，全是期待的目光。他低下头，开始拨弄琴弦。那优美的曾打动全国亿万观众的旋律，从琴弦中流动出来，从他的指尖流动出来，虽然声音很低，但确实美极了。后来熟悉了，战友之间什么都说。邢书第问他：“我们汉语中的”姑娘“一词，你们维语怎么说？”他回答说：“洋缸子。”洋缸子？大家哄堂大笑。

    一次会间休息时，大家都争着上卫生间。我和邢书第在男卫生间外边等着上。这时，从女卫生间蹦出个女的，颧骨高高的，个子矮矮的。她提着裙子来到卫生间门口才开始扎腰。邢书第皱了皱眉头，别过脸去。我替她打圆场：“可能女卫生间人太挤。”

真正认识这位矮个子藏族姑娘，是在一次晚会上。当报幕员报幕：“下面有西藏代表团的阿努演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只见一位矮矮的穿红裙子的姑娘款款走上台来。邢书第戳了戳我：“这不是那个女的吗？”我仔细瞅瞅，确认是她。当她开口唱了第一句后，便把全场人都震住了。她一边唱着，一边用长袖舞动了几个动作，舒展自然。尤其是她的歌声，那雪域高原孕育的嘹亮高亢的嗓音特质在整个大厅里回旋，激荡。最后我和老邢的评价是：和才旦卓玛不相上下。

阿努被我们刮目相看了。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大会中间休息时，我和邢书第会有意识地和她走个“碰头”，对她亲切地笑笑。她也对我们笑笑，并大方地打招呼：“你好，金珠玛米！”
         
欢送晚会

1965年12月17日晚上，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代表们举行欢送晚会。

举办这次大会的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和在京的一些著名艺术家、作家都来为我们送行。不一会，周扬同志陪同老舍先生来到我们桌前。同桌的几位老同志向首长们问好。我是小字辈，只是拘谨地恭立在一旁。老舍先生笑微微地拍拍我的肩头，问：“小同志，多大了？”我答：“21岁。”“在哪里驻防？”“长山岛。”“长山岛？”“山东烟台的长山岛。”“噢，知道，知道。离蓬莱阁不远。”

晚会上的节目，有中央歌剧团、总政文工团、新疆和田专区文工团的歌舞节目，有侯宝林等人的三人相声等。将近终场的时候，台上的演员们走下台来和代表们一起跳起了集体舞。集体舞很随意，谁愿意参加都可以。杜恩元拉着我在圈外看光景，见不时地有人蹦进去，参加到跳舞的队伍里，集体舞的圈子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发现，不断参加进去的多是些少数民族代表。今天晚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代表都换上了他们的民族服装。

在欢快舞蹈着的队伍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是云南的彝族代表达吉，肤色白净，梨颊微涡。她平时穿一身青色服装，朴素得有些过分，似乎不爱说话。我们是在一同帮助服务员洗碗时认识的，平时只是微微笑笑而已。她的名字还是昆明军区的鲁堆格桑告诉我的，说她是彝族才女，写歌、写诗都不错。这天晚上她可不一样了，一袭绣边长裙，满头金钗银饰，开头我没有认出她来。等看到一个人跳到我跟前时，向我招手，意思约我进去跳，我才认出是她。我连忙红着脸摆手婉谢，等她又转到我跟前时，她走出队伍，第一次同我说话：“大军同志，来一起跳吧，很好学的。”她的汉语是普通话，发音十分好听。我连忙说：“不行，不行，我没这个本事。”她理解的笑笑，身子一闪又跳进了舞蹈队伍。我注意到，她的音乐感极强，一颦一笑甜美动人，一招一式恰到好处。长裙闪动，翠钿丁零，那女性的柔美，青春的健美在她的长臂舞动处透发出来。后来，我在一本人民画报上，又见到过达吉的照片，她和几个女伴在赶圩场的路上一起说笑。

欢送晚会上，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跳舞的和观舞的人们大概谁都没有想到，此时的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几个月后，这里整个的翻了个个儿。从此，在中国九千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入了动荡的动乱的人心悸动的年代。经历了十年的磨难，才重新又迎来了古国之春。